本論文主要探討近代廣州商人與政治的互動關係；討論的時間範圍，始自1905年廣東總商會成立，終於1926年國民政府北遷武漢。 由於清末開放口岸貿易的關係，使廣州失去了以往「一口通商」的獨佔地位。但廣州商人倚仗著對外貿易的經驗與雄厚的外僑資本，依舊藉著商人組織的轉型，建立新式商會，在廣州社會裡，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之後，他們在立憲運動中開始建立自治組織，並且參與清末許多國內與國外的政治事務，但也由於清政府的許多作為與表現，使得商人轉而寄望革命，並投身於革命運動中。辛亥革命起，商人發揮了安定社會與援助革命黨的作用，但卻因為革命後的動盪不安，而使他們再度走向「反革命」的路線。 隨著護法運動的展開，廣州商人成為護法政府不可或缺的經濟來源，但也由於護法政府的羽翼未豐，因而對商人有所讓步，這樣的態度，在五四運動後的政商關係中相當明顯；商人的社會地位，也在五四運動之後益形重要。但是，商人畢竟沒有堅強的武力作為後盾，因而在護法政府勢力愈來愈強的同時，商人在政治上的表現，也由主動漸漸轉為被動，對於各個實力派的興替，僅僅只是做著「送往迎來」的工作，而不主動介入政治。 1924年的商團事件無疑是商人對護法政府不滿情緒的反撲，影響所及，是護法政府對於商人的管控變得更加嚴格，甚至以政黨的力量，籌組商民協會，利用大小商人之間的利益衝突，達到掌控商人的目的。最後，由於國民政府北遷，廣州成為權力的邊陲，使得廣州商人漸漸淡出政治舞台，政商關係又進入了另一個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