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治道合一的危機」為主要切入點，試圖重新開發呂留良思想在清初的地位與重要性。所謂「治道合一」，指的是清朝統治初期，康熙所帶出的治統與道統合一的現象，而危機的呈現，則來自於雍正時期，由呂留良思想與其著作《四書講義》間接引發的曾靜案，以「華夷論」與「正統論」所帶出的清廷統治合法性的問題，以及其後牽連而出的種種政治與學術的問題。 　　為了恰當地回應此問題，本文首先梳理呂留良的儒學思想與清初思想「由王反朱」的現象，了解清初朱子學復興下，以朱子學為官學的清廷與以「尊朱闢王」為主要思想核心的呂留良其實有著一致的理論走向，但呂氏思想卻在曾靜案後遭受到清廷的打擊，同樣的朱子學框架，其下卻呈現了兩個不同的理論體系，這樣的情況便導向了本文第三章的問題，即是探討《四書講義》、《大義覺迷錄》與《駁四書講義》三本著作的核心理論之間的差異。 　　作為反對方的清廷，一方面透過《大義覺迷錄》申明其政權合法性，經由援引儒家思想，將南宋以來重視以血緣、種族為判準的正統論述，轉回以儒家道德為主的觀點，由此建立清朝的政權合法性，迴避滿清外族身分所帶來的疑義；而另一方面，則是在政權合法性之外，經由朱軾等人奉諭所做的《駁四書講義》將目光落在論述政權合法與否的根源思想：儒家思想之上，試圖架空同樣以朱子學為尊的《四書講義》，藉由引入理學式的性命辯駁，將呂留良的朱子學推到異端的一方。 　　《駁四書講義》在理學的大框架下，與《四書講義》進行心性問題的辯駁，這個看似純為儒學內部理論爭議的現象，卻因為《駁四書講義》身兼學術與政治的特殊性質而引人注意，這也便是第四章所關心的問題：《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的差異之間，其實反映了清代官方在「治道合一」的前提下，綰合政治與學術的策略。 　　而透過追問《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的差異意義，本文看到了在治統與道統的緊張關係下所產生的「危機」，在此危機中，《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兩者的理論差異便象徵了「治道合一」的內在緊張，而呂留良《四書講義》的意義，便是在清廷以治統合併道統的統治策略下，仍然高舉著朱子學中的道統精神，保有儒學批判意義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