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近代中國思想史中「民權」概念的發展、及其與「國權」之間關係消長的問題出發，嘗試透過章士釗在各階段對於民權及相關議題的討論，觀察當時的知識份子在何種歷史情境之下，如何於國家富強與保障民權中作出取捨或取得平衡。 藉由下列三個方向的探討：一、民權的意義、內容為何？範圍達於何處？二、是否有何種因素（如民智不足、腐敗政府等）阻礙人民擁有或行使民權？三、面對這些阻礙因素，章士釗提出何種因應方案？本文指出，1903至1921年間的章士釗，不僅在民權概念方面有逐漸深化的趨勢，同時有一特別的思考模式，即欲以政治方式（如革命、法治）來解決中國國內的政治及道德問題。此外，受到英國自由主義的影響，章士釗在處理人民「民智不足」的問題時，常會採取將權利（right）及權力（power）予以區分的方式來討論，而使其論述中「精英政治」及「民權保障」之間的衝突性降低。 1922年之後，由於對代議制及資本主義產生懷疑，章士釗轉以業治農國政制體系來達成其保障民權的理念。然而在此思想轉折下，章士釗原本對於個人權利的重視卻產生異化，而使其之前時常提及的、個人與群體之間產生衝突的可能性及曾提出的解決方式，在此一階段變得模糊而隱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