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並不是從中國社會中自己發生出來的政治團體，它是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所建立者。其中，以河北為中心的北方地區，由於接近蘇聯，並且是令蘇聯不安之親日派張作霖與日本帝國主義所虎視眈眈的地區，故共產國際在早期河北與北方地區共產革命運動中的介入更為明顯。當然，這並不是說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運動完全是由外力所推動者。眾所週知，中共是由一群熱衷下層群眾運動，並希圖藉由下層的群眾力量來改造中國社會的熱血青年所組成。尤有甚者，在早期共黨的組織中，同儕、同鄉與師生等傳統的「特殊聯繫」往往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但是，僅僅依賴群眾的力量來改造中國，未免不切實際；而特殊聯繫固然相當重要，但也有其侷限。因此，中共如欲有所作為並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他們就不得不依賴上層的政治、軍事力量的援助。事實也是如此，透過老一輩革命者李大釗等私人關係的聯繫，加上共產國際的推波助瀾，中共得以在吳佩孚、國民黨與馮玉祥的國民軍等政治招牌的掩護下，推動北方地區的群眾運動，並擴展自身的力量。然而，寄人籬下終究不能不看人臉色搞革命，而且，由於過份強調上層政治、軍事力量的作用，早期中共河北黨也因此忽略了下層基礎的建設，以致在國共分裂以後，河北乃至於整個北方地區的革命運動幾近於崩潰瓦解。這是本文第一章所欲探討的主題。 在國共分裂以後，中共中央鑒於過去革命運動缺乏群眾基礎而致慘敗的經驗，命令黨員到下層群眾中去發動由下而上的革命（平民式革命路線），並號召黨內進行民主改革，鼓動下層黨員批判上層領導，提拔工農群眾起來擔任黨的領導，以打破過去陳獨秀時期家長獨裁式的領導。但是，許多黨員已經習慣於職業革命家的生活，即使下層群眾出身者，也因為脫離社會已久，難以重回社會從事工作。再者，大多數的共產黨員，儘管在口頭上不斷強調群眾運動，但他們本身卻往往更依賴上層的政治、軍事力量去搞革命。因此，中共中央所提出的民主改革與平民式革命路線，不僅未能達到其原定目標，反而在河北黨中引起了一連串的黨內衝突，此即1927-1928年間順直省委事件所以爆發的主要原因。 再者，即使中共黨員真的深入下層運動群眾，但他們也終將發現，群眾本身再窮困，也不相信能夠單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善生活環境，而更希望藉由政府當局的力量去解決自身的問題。因此，在北伐軍來到以後，在河北省與整個北方地區中，不少的群眾團體便在國民黨左翼派系的領導下發動運動，其中國民黨左翼派系或許是為了擴展自身勢力才與群眾結合，但群眾本身也希望藉由該派系之助來爭取自身的利益，而中共地方黨員本身既不反對這些和平與合法的群眾運動，甚至還親自參與之。當時中共上層對於這種合法、和平傾向固然不贊同，但也無可奈何，蓋沒有上層政治、軍事力量之助，共產黨幾乎無能為力。甚至在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我們發現，中共中央本身儘管在口頭上仍相當強調群眾路線，但他們卻在暗地裡由不屬地方黨部系統的軍委特務系統推動上層統戰。不過，在1929年下半年後，由於「左」的立三路線之推動，上層統戰路線再度被宣告為非法，許多黨員也被迫離開國民黨機關到下層社會中發動暴動。可是，這些地方黨員在發動暴動時，同樣也是依賴上層政治、軍事力量而不是群眾的力量去推動，這就使得此一時期的農村暴動大多成了「單純的軍事行動」。在第二章順直省委領導時期的河北革命中，我們將對以上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當代大陸官方學者也承認，由上而下的政治、軍事力量與黨的領導，以及由下而上的群眾力量，對於共產革命的推動來說，兩者缺一不可，尤其在河北省般的「白區」中，上層統戰的工作尤其重要。因此，他們批判抗戰前由瞿秋白、李立三與一九三○年代以後的王明等人所推動的「左」傾路線完全否認上層統戰的必要性，而一味的要求下層群眾暴動，以致河北等白區黨遭到嚴重的破壞。然而，事實上，這些左的中央領導即使強調群眾路線，下層黨員並沒有按照上層的指示去從事活動，蓋他們皆相當依賴上層政治、軍事力量去搞革命，如1932年的高蠡暴動便是個例子。再者，中共中央儘管在「表面上」高唱群眾路線，但他們卻也從未放棄上層統戰路線。在一九三○年代中共於北方地區所從事的軍事運動中，即存在著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一個是由地方黨部系統代表的下層士兵路線（當時稱紅蘿蔔主義），另一個便是由隸屬中央特務系統的中共華北特委所代表的上層軍官統戰路線（當時稱西瓜政策），而1933年察哈爾事件的爆發，本身便是西瓜政策的產物，這就證明了抗戰前中共中央無論再如何「左」，也從未放棄上層統戰。而且，如河北黨般白區黨的失敗，與其歸咎於中共中央過份重視下層群眾路線，毋寧說是由於中共北方黨根本就不重視群眾運動並缺乏廣泛群眾基礎的緣故。以上命題將在第三章中進行論述。 但是，要如何才能獲得群眾的支持呢？我們都知道，在民國的華北農村社會中，普遍存在著如紅槍會般「自發性」的群眾自衛武裝團體；學者們也都承認，「現代」的共產革命與這些「傳統」的自發性群眾運動本質上並不相同， 因為共產革命是長期的、廣泛的及進攻性的運動，自發性群眾運動則是短暫的地方性自衛運動。 可是，前面談到的Ralph Thaxton卻說，在當時冀魯豫三省的農村社會中存在著另一種不同的自發性群眾運動，那就是鹽民抗爭。他認為以製販硝鹽為生的農民，由於其所面對的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和現代化的國民黨國家機械，故其鬥爭是長期性的，並不像僅以地方軍閥和土匪為抗爭對象的紅槍會般短暫。而且，Thaxton還說，儘管由於抗戰前中共中央「左」傾路線的緣故，中共並未能廣泛的與此一運動結合，但幸虧某些務實的下層黨員不顧上層左傾路線而積極在鹽民中從事活動，故共黨還是能在該地鹽民間獲得信仰，並為日後冀南抗日根據地打下基礎。可是，在本文第四章中將證明，這些鹽民的苦難並非來自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也不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而是地方軍閥政權，所以鹽民抗爭根本就是與紅槍會一樣，是短暫的地方性自衛運動。再者，共黨上層固然瞧不起這些鹽民抗爭，下層黨員也同樣較依賴上層軍事力量而不是地方鹽民的力量去搞革命。況且，國民黨也不總是和鹽民對立的，在抗戰時期，國民黨地方政權由於長蘆官鹽鹽場被日本所奪佔，他們也同樣鼓勵硝鹽的產銷，並予合法化。而來自外地的八路軍在初來乍到時，不僅不相信當地自發性的群眾抗日團體，甚至予以殲滅、合併，這就不能說中共冀南抗日根據地是建立在地方鹽民抗爭基礎之上的。 事實上，中共在如河北省般的敵後地區所建立的抗日根據地，大多也都是依賴外來八路軍為主力建立的。如本文第五章所探討的冀東抗日根據地就是一個例子。在冀東地區，中共原本便無甚群眾基礎，甚至地方群眾對日本人的信仰還超過對中共的認識。1938年，乘地方上層份子 發動冀東抗日大暴動之際，中共始派遣八路軍進入冀東地區建立根據地。但此一暴動原本便是為響應八路軍之到來才發起的，地方黨員與非黨的上層份子皆是依賴八路軍去搞抗日活動，因此，在八路軍退走後，冀東抗日勢力便立即瓦解。1939年後，中共上層才指示冀東殘存的地方黨員與八路軍「獨立自主」建立根據地，加上日軍的注意力已轉移至南方，中共扶植下的冀東抗日勢力亦逐漸恢復並擴展。可是，當時冀東抗日根據地仍舊缺乏廣泛的下層基礎，他們頂多只能依賴某些有力的地方上層份子去控制地方並籌得糧餉，而這些上層份子固然也有信仰共產黨者，但也有人是以地方和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轉變其政治立場，故相當不穩固。有鑒於此，中共在1940年以後乃逐漸推動帶有階級鬥爭意味的合理負擔等社會改革政策，擬圖搞垮這些上層份子。可是，由於中共主要依賴共黨政權力量去推動這些社會改革運動，加上其手段之殘酷，故不僅引起上層份子的不滿，還造成社會恐慌，加上日軍在1941年後再度掉過頭來對付共產黨的敵後根據地，共產黨與八路軍就在外來的日軍壓迫和內部的眾叛親離下，於1942年被迫逃離至長城外（口外）的熱南地區。 隨後，中共便隨著軍事力量的移轉而遊蕩於口內外地區，他們既不願深入地方下層，也只能把其下層基礎建立在某些上層份子上，此一情形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為止。但是，這種主要依賴上層政治、軍事力量而缺乏下層群眾基礎的情形，實在很不穩固，在隨後國共內戰時期更是危險。因為，共軍的力量原本便不如國軍，而那些與共黨合作的地方上層份子也相當動搖，難保國軍到來後他們不會再豎起青天白日旗歡迎之。有鑒於此，中共早在抗戰後期以來便持續推動清算復仇、減租減息及土改運動，一方面既為搞垮這些不穩的地方上層份子，同時也欲藉由鬥爭來教育、團結下層群眾，使其圍繞在共黨周圍。這些社會改革運動，全是帶有濃厚階級鬥爭性質的運動，不是群眾根據其自身的邏輯由下而上所發動者，而是在共黨由上而下的煽動乃至於強迫下所爆發的。可以說，共產黨並不是藉由推動什麼符合北方地區實際情形之緩和的社會改革政策而獲得群眾的支持，毋寧是藉由不斷的階級鬥爭來改造、教育，並組織群眾，使他們有意無意、自願或被迫的參加了革命，並站在共產黨的一方。這一點我們將在最後一章中進行論述。

1924年至1927年的農民運動，是現代中國歷史上政黨動員農民群眾最初的階段。此期間的農民運動，約略可以1926年年中左右北伐運動的開始分為兩個階段。北伐之前，以廣東地區為主要的活動範圍，農民運動主要的訴求在農民經濟生活的改良，以減租運動為其最重要的議題，旁及廢除各種苛捐雜稅以及預徵錢糧等事項；到了1926年年底，國民黨的勢力涵蓋長江流域大部分的區域，農民協會的擴張與軍事的勝利幾乎同步快速的膨脹起來，尤其以兩湖及江西地區，農民運動更呈現出會員數量的急速增長與運動本質的根本變化。 在農運經濟的議題上，左派國民黨的政策繼承廣東農運的成果，把減租運動的訴求具體化，定出「二五減租」的政綱；更具有時代進步的意義為提出了土地重新分配的問題，讓土地革命成為兩湖地區農運的重要進程。武漢國民黨中央在對農民宣言中出現極左的論調，幾乎與共產黨的主張一致。宣稱：中國的農民問題，即是一個貧農問題，而貧農問題的中心問題，就是一個土地問題，國民黨本著幫助解決農民問題、扶持農運進行之理念，「決計擁護農民獲得土地之鬥爭，至於使土地問題完全解決而後止。」這種宣示，已經偏離國民黨總理孫文「耕者有其田」之想法－用和平的政治和法律手段解決土地分配不均的現象的堅持，反倒提出以「鬥爭」「封建地主階級」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而隱約迎合了共產黨的理論基礎，將農民運動的進程推向土地革命的階段。 除了土地革命的議題外，兩湖和江西地區的農運的最重要特色是在政治鬥爭方面，亦即激進地進行打倒土豪劣紳的運動。在法律的操作層面，執政當局的國民黨黨部，開始組織所謂的「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跳開一般正常法庭的審理程序，而以這種特殊的法庭機關專門辦理有關土豪劣紳的案件；而為了配合此種特殊法庭的運作與辦案，懲治土豪劣紳的專門法律也就應運而生。兩湖地區和江西省國民黨省黨部分別都制定了＜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的特殊法條。這樣的特別法律是為特定的政治立場服務的，專以政黨的利益與意識型態為考量論刑的唯一依據，完全以黨派之私操控法庭扭曲法律的常規運作，用嚴刑峻罰打擊、壓迫、控制所有的反對者，並潛在性地恐嚇全體公民；它如同當時另一種政黨惡法－「反革命罪條例」一般，對清末以來法界人士所提倡的司法西化或現代化的歷程是一種嚴重的斲傷與斷裂，但對近代中國黨國威權體制的形成起了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 司法之外，在實際的打擊土豪劣紳的行動之中，又興起一種意識型態的鬥爭方式，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攻擊手法。這種新的文化鬥爭，就是要全面性地把鄉村原有的當權派和富貴階級完全抹黑醜化為土豪劣紳，成為道德和法律上的潛在罪犯，這樣一來，任何攻擊土豪劣紳的恐怖暴力的行動也就取得適法性與道德性。毛澤東就從此民間流行的話題中凝聚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一句簡單的標語口號，透過他的文章定型化並加速擴大宣傳和滲透，更進一步擴散了這種文化鬥爭的理念，把以往鄉野村民尊崇的紳士與地主階級，全部予以妖魔化、污名化，以摧毀它們在社會中的道德基礎，顛覆翻轉了傳統道德觀念上既定的尊卑貴賤的僵固想法，讓傳統上社會的底層大眾取得文化道德上的優越地位，敢於大膽進攻這些卑劣的「土豪劣紳」。 武漢國民黨政府激烈過火的群眾路線引起內部革命軍官的強烈反彈，最後爆發兩起嚴重的軍人兵變：一為駐守鄂西宜昌夏斗寅獨立第十四師的兵變，一為留守湖南長沙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所發動的長沙事變（亦稱馬日事變）。這兩起兵變都以反共為旗幟，並與當地的農工團體發生軍事衝突，造成大量的死傷。軍人的叛變迫使武漢國民黨中央改弦更張，放棄原本的聯共和群眾路線，採取了分共政策與管制群眾組織團體的新措施，武漢國民黨所支持的農民運動也就劃下句點逐漸消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