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這複雜且詭譎多變的國際局勢中，充滿了各種大小不同的挑戰。自17世紀台灣經由西方海權東來而進入了國際社會，分別由不同的政權治理一段時間，其作為均由統治者決定，不同的政體即有不同的企圖與思維，不同的企圖與思維既改變了台灣的處境與命運。是基於何種因素，才導致此種現象？是所處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台灣的命運？是強權爭奪利益決定了台灣的命運？抑或是有其他因素呢？在這一連串的問題下，我們應如何看我們所處的國際局勢，要如何透過台灣歷史上地緣政治的發展，來探索冷戰前、後台灣的地緣政治的改變，在此一變化中，是否有其可遵循的脈絡？藉以找出一條開拓國家發展的生存空間。 研究地緣政治須瞭解，此處所指的「政治」這一概念，是指「單一國家與其餘國家間的相互關係。換言之，在區域地理及政治環境和他們所構成部份的物質世界及人類整體之間，存在更爲廣泛的關係」。再加上地緣的因素，使地緣政治已成為各國制訂國防和外交，甚至在內政等政策的一項重要依據。各種地緣政治理論的研究，雖然都是以地理環境為基礎，但分析的依據重點有所不同。過去多從歷史、政治、軍事等方面考慮。冷戰後，在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環保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也日益重要。 回顧台灣在早期歷史過程中，不同時期的地緣政治地位，受國際局勢及台灣對區域或世界的影響。台灣在16世紀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回到中國懷抱前，一直是一個無主體性政權統治之地。台灣的統治主體由明、清的北京、荷蘭的阿姆斯特丹至日本的東京，其一切地緣政治作為皆視其主體政權的利益與政策而定，台灣是毫無喙啄的餘地。這些對台灣具有主體性統治的政權，除中國外，皆與台灣為不同的民族、文化、宗教、傳統風俗習慣，因此，一直把台灣視為其爭取利益之地，對台的建設，亦是以母國利益為導向。四百年前台灣因靠近中國的地緣位置而受到世人的注意，從此以後開始了東西海權圍繞著台灣而展開的互動，台灣的歸屬就在每一次的互動最後上升到戰爭的階段之後被決定了。 在冷戰時期，台灣雖被納入了美國圍堵共產集團的前鋒島鏈中，但美國的主要作為仍是以此一島鏈對抗具有陸權之利欲向海洋發展的共產集團，是封鎖大陸陸權向海洋發展的一種圍堵陸權的思維。而當時台灣一切的努力，是為了要運用外國勢力協助確保台灣安全，準備反攻大陸，要回到大陸上，認為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與希望均在大陸，台灣只是一個暫棲之地。一切作為仍以大陸為主體，作為台灣未來發展的方向。忽略了此時中華民國的主體及政權影響所及僅止於台灣地區，應站在台灣島上以海權的眼光來看未來的發展，利用台灣所具有的海權之利，向海洋延伸，發展貿易，藉以厚植國力，加強與週邊國家的關係、互賴的程度，提升我國家在區域內，甚至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並充份運用國際局勢，結合週邊國家的利益，擬訂適切的地緣政治作為，把有限的資源運用在適切的發展方向上。 由於世界地緣政治及亞太地緣政治形勢的變遷，經濟全球化、新科技的發展、民主與人權的抬頭，衝擊了冷戰後的地緣政治，亦衝擊了台灣的地緣政治。全球化與新科技的發展，使得一個以全球做為範圍的市場更形緊密，資金的往來可以無視國界的存在，導致傳統國家主權的鬆動，國家在參與國際活動時甚至必須適度交出主權、國家疆界已再不顯而易見。在此一改變下台灣最好的策略，就是將台灣開放的社會和民間旺盛生命力的優勢儘量發揮，並儘速加入全球化，將自已與全球緊密的連結在一起，暫時擱置代表中國的主權爭議，讓台灣成為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成員、多國公司、全球資本市場的重要舞台，以為台灣累積維特台灣安全所需的能量，則台灣的國家權力必將會相對擴大，在國際間國家的權力增大，對國家安全亦多一分保障，更進而可能獲得所望之主權。台灣應利用此一機會，可不必然的依循著海、陸權的思維模式，確立國家主體位置，重新規劃與定位台灣在全球的角色。運用民主的普世價值與中國的王道精神，為台灣價值取得戰略制高點，發揮台灣海洋性格彰顯台灣主體性特色，以充實台灣的實力。 經由地緣政治的發展與冷戰前、後台灣地緣政治比較研究發現，在全球化的趨勢下，經由地緣政治的發展與冷戰前、後台灣地緣政治比較研究發現，人權、環保議題與經濟、科技發展，已超越國家主權，成為地緣政治要素下的一項。就全球化的地緣政治而言，給予台灣在地緣政治上有了很大的操作空間。台灣或許無法擺脫因地理位置，成為強權體系在地緣政治運作上佈局的歷史宿命，但卻可掌握台灣的特殊地理位置與在東亞地緣上中轉的重要性，利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優勢，自我定位，在強權體系的地緣政治運作上成為互利的中介，而非其運作的工具。因此，在全球化發展下的地緣政治，台灣具有何種機會，則應從地緣政治的要素上加以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