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之所以討論蘇偉貞小說與戰後台灣文學史建構的關係，是因為關於蘇偉貞小說的評論已經不少了，這證明蘇偉貞小說有其重要性。但是目前就筆者所見到的台灣文學史，如果有談到一九八○年代左右興起的女作家作品，對於蘇偉貞小說幾乎只以一個名字帶過，可以說是忽略她的存在。這樣的落差是很大的，於是本論文便想探討，文學史對一個重要女作家小說的忽略，其中的原因何在，並進一步探求如何為蘇偉貞小說在文學史上定位，給予適當的評價。 但是一九八○年代以後興起的女作家小說受到忽略的不止蘇偉貞小說，而本論文認為蘇偉貞小說之所以有討論的價值，有兩個原因：第一，蘇偉貞小說從一九七九年至今，多次獲得文學獎，創作品質得到肯定；第二，關於蘇偉貞小說的討論已經不少，並且在同一議題上，評論者常有對立的兩派意見，這就挑戰了文學史對作家作品的定位與評價。例如談到小說中的女性意識，有些評論者認為蘇偉貞小說中相當缺乏女性意識。可是也有論者在承認蘇偉貞小說中有父權思想的同時，認為她的小說並不是全然沒有女性意識的。此外，有些評論認為蘇偉貞小說表達出的特色是和鄉土文學不同的，它們是從新的角度來觀看社會現實。但是也有評論認為蘇偉貞小說不能反映現實，反而像在〈陪他一段〉的小說中，傳達了少女心靈的純潔性與理想性，這是現實所沒有的，是讓少女在面對現實時能擁有暫時的迷醉。 本文所採用的方法，首先是找出筆者所能見到的戰後台灣文學史，找出它們的史觀。這是因為文學史選取作家作品的標準，涉及作家作品會不會被納入文學史的問題，而文學史選取作家作品的標準，又與其建構文學史的史觀有關，因此找出史觀，就能找出文學史選取作家作品的標準，然後才能找出蘇偉貞小說被忽略的原因。經過分析，本論文認為這些文學史的文學史觀，幾乎就代表了史家的政治史觀，因而作家作品的選取及詮釋，同時也要能為史家的政治立場發聲。而史家賴以建立文學史觀的政治史觀，又是在男性社會下形成的，也可以稱之為男性史觀，因而在選取女性作家作品時，作家作品能不能為男性史觀所用，便成為文學史在納入女性作家作品時的考慮因素。因此本論文得到的結論是，戰後台灣文學史的建構，往往有它的政治立場和性別立場。 在了解建構戰後台灣文學史的方式涉及史家的性別與政治立場之後，接下來便檢討蘇偉貞小說如何表達其性別與政治立場，以探討其與文學史之間的關係。 談到蘇偉貞小說如何表達其政治立場的部分，本論文認為小說表達了國族認同、土地認同和身分認同的態度。在國族認同方面，她出身眷村及曾為軍人，使她的小說中有軍人及其眷屬的出現，或以眷村為背景，甚至是帶有反共意識。而蘇偉貞與三三文學集團之所以發生關係，乃是他們站在認同國民黨反共意識形態的立場，認同這樣的意識形態，往往也就意味著認同他們所塑造出來的國族認同意識。不過，張愛玲小說影響了蘇偉貞小說的細節敘事，這一點使小說將軍人的職業氣質表現在日常瑣事上，這種作法則使軍人做為鞏固國家領土之工具的英雄光環消解。此外，張愛玲反共小說從人性面來反共，也影響了蘇偉貞反共小說的寫法，而從人性面寫反共，便消解了國民政府反共所賦予的國家使命，因此，雖然蘇偉貞認同國民黨反共意識形態，但這些都無意間使反共懷鄉之想失去其為國族而戰的神話性，也使蘇偉貞小說之政治立場漸與國民黨反共意識形態悖離。 而蘇偉貞身為一個眷村出身的作家，小說也表達了一個第二代眷村子弟對台灣土地的認同過程，從《有緣千里》到《離開同方》到〈老爸關雲短〉，小說是逐步表現出對台灣的土地認同，〈使者〉持續這樣的看法，但是對第一代眷村居民，之所以懷鄉的心態，則進一步產生理解和同情。 在身分認同方面，蘇偉貞小說一直相當肯定身為眷村子弟及軍人的角色。 再說到蘇偉貞小說的性別立場，原本，蘇偉貞小說在興起之初是服膺國民黨意識形態，也就是由男性主導的意識形態，雖然如此，性別意識原本不夠強烈的蘇偉貞小說，仍可說以其題材瑣碎、或大量以愛情為題材等被視為相當女性的特色，而在性別立場上與男性不同。然而它逐漸浮現的女性意識，仍使蘇偉貞小說在性別立場上漸漸與男性中心文學史觀衝突。在這一點上，本論文認為張愛玲仍然發揮了她的影響力。首先是使蘇偉貞小說中惡毒母親的形象重覆出現，並且使它們具細節敘事的色彩，這不但影響了蘇偉貞小說的政治立場，也影響其中女性意識的逐漸強烈。又因為女性意識的逐漸強烈，使小說後來對女性身體的關注漸漸多了起來。 綜合以上討論，本論文認為蘇偉貞小說在性別立場上是由服膺男性中心思考逐漸轉移到具女性意識，在政治立場上則由服膺國民黨反共意識到不再書寫反共懷鄉，並且認同台灣土地對一個眷村子弟的重要性。 已經完成的、男性中心文學史觀下的戰後台灣文學史，很明顯的和蘇偉貞小說所呈現的東西對立，然而目前尚為主流文學史觀的後殖民文學史觀，要如何面對已經發現的這個現象？如果蘇偉貞小說有其被討論的價值的話，那麼後殖民文學史觀該從那個角度去把握蘇偉貞小說的價值，並且仍站穩後殖民的立場？其實，後殖民文學史觀標榜的去中心權力的宰制，並且建立主體意識，是後殖民文學史觀在面對作家作品時可供來者借鑑之處，蘇偉貞小說的呈現以及轉變，也是其主體意識的展現。如果能從這個角度對蘇偉貞小說在意識形態上的轉變做同情的理解，文學史才能真正做到具後殖民的史觀。這也就是本論文在第四章所說的，要把握住文學史觀的後殖民立場，但是在思考作家作品的意義時，要有後結構的思考。 本論文認為後殖民史觀應當注意的是一個外省的、眷村的、軍人的、女性作家小說，如何在政治及性別立場上，呈現其從服膺殖民到具後殖民思考的歷程，這也是蘇偉貞小說的價值所在。特別是在今日，將蘇偉貞小說納入文學史的考慮，富有其時代意義。過去，劉心皇的《現代中國文學史話》和尹雪曼的《中國新文學史論》把戰後台灣文學視為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文學的傳承，稱台灣文學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而枉顧本土發展出的台灣文學傳統。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和彭瑞金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便以對立於國民政府文藝政策的思考方式，加意強調台灣文學史的寫作，必須要有台灣意識。為了使台灣本土文學傳統不再受到壓抑，他們勢必要以這樣極端而對立的姿態來反抗。 如果能意識到，書寫台灣文學史時，以台灣意識對抗國民黨反共的中國意識是一種階段性任務，而現在台灣本土文學傳統因為這樣的努力也不再被漠視之後，文學史的下一步，除了繼續主體建立的過程，還應注意到主體內部不同構成因素的差異性。否則，文學史的建構仍然只是以一個中心取代另一個中心，甚至是以一個霸權取代另一個霸權。這就是為後殖民文學史觀注入後結構思考的時代意義。我們檢視小說家如何在這樣多重邊緣的位置發聲，對她的政治與性別立場加以思考，以致其思考帶有後殖民的意味，這些相對於男性或本土意識論者是一個對照。而強調政治與性別立場的文學史觀，也可透過不同政治與性別意識形態的呈現，豐富文學史的內容。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0117号 / 文博第742号 / 新制||文||645(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松村 朋彦, 教授 中村 唯史, 准教授 川島 隆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