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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嚴經正脉疏》「十番顯見」之研究——兼論與《楞嚴經會解》的比較 / Study on the“Shifanxianjian”in Correct Textural Annotations to Shurangama ——and Also in Comparison to Combined Annotations to Shurangama黃琛傑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晚明時期,為中國《楞嚴經》詮釋史上注疏數量最多的時期,同時,也是紛爭最為劇烈的時期。掀起這場紛爭的關鍵性人物,便是明萬曆年間的交光真鑑法師。真鑑因為不滿當時已流行二百餘年,由元代天如惟則會集唐、宋九家注疏而成的《楞嚴經會解》的詮釋,而另行撰作了《楞嚴經正脉疏》。其中最大的衝突點,便在於真鑑所獨創的「十番顯見」的新詮釋。由這項詮釋上的衝突所引起的法義上的激烈爭論,自真鑑提出後,綿延至民國時期而未止。
本論文分別由「判科」與「釋義」兩大方面來詳加考察真鑑所獨創的「十番顯見」之說,並藉由兼論與《楞嚴經會解》的比較,來釐清真鑑新說的不同之處。
在「判科」方面,真鑑所提出的「十番顯見」的科判,相較於唐、宋注疏中的科判,或是《會解》中的「隱結構」,都顯得更為扼要清晰,並且突出了其「顯見」的主題。而對於「十番顯見」在其整體經文詮釋中的定位,除了以科判的方式來呈現外,更深入全經的義理結構,分別由「宗趣通別」與「入道方便」的角度來多方定位,可說是以多重結構的定位來豐富「十番顯見」的意涵。而其所以會有如此的研究成果,關鍵是在於其在方法學上的轉向與建立。由《會解》會集諸家之說並附以己意的詮釋方式,轉為有意識地將前人原本作為一般方法論的科判,提升為特殊方法論,並建立了有關科判的方法學。然而,這樣的作法,固然能得出超越前人的創見,卻也不免有結構優先於主體,以及共時性優先於貫時性的疑慮產生,關於這部分,本論文也嘗試提出反省。
在「釋意」方面,本論文指出,真鑑在有關「十番顯見」的詮釋進路上,一改《會解》以破妄為主的詮釋進路,以及破顯並存的詮釋方式,而是單提「正脉」,以顯真為主,並由其顯真的進路來辯破《會解》與彰顯己說。此外,除了揭示出「十番顯見」是以「顯見性」為核心要義外,真鑑還進一步指出了「十番顯見」是對於真心的正面揭露,證成了十番所言之見性通於後之如來藏性,為本經特重之「本修因」,可說是以一「根性」來貫通了全經之前悟與後修。而真鑑對於「十番顯見」最重要的發明,則在於提出了「捨識從根」之說。其大別於《會解》所主張的天台止觀的修法,而指出「捨識從根」而修才是本經所言之真性定——楞嚴大定,並獨家深入發明了「捨識從根」即為《法華經》所言之實教、佛知見,以及為禪宗所言之「直指人心」等主張,可說是大有功於《楞嚴》奧義之闡發。
除了上述的研究成果外,本論文還特別針對前人對於「捨識從根」說所提出的批評,來澄清其中對於真鑑之說的誤解,並深入考察真鑑對於由識修入圓通的看法。此外,還就破妄與顯真二者的緊張關係,嘗試尋找出一個可能對話的新詮釋空間。企圖透過這兩方面的努力,來減低真鑑之說在《楞嚴經》詮釋史上所造成的衝突。
總結本論文的研究成果,可以確知真鑑所提出的「十番顯見」,在「判科」與「釋意」兩大方面,皆有超邁《會解》的創見。而這些創見的核心要義,便在於真鑑在《楞嚴經》詮釋史上所開創出的「根性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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