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廣州交易會之意義 自一九五七年起，中共每年分春、秋雨季在廣州舉辦『中國出商品交易會』，迄一九七六年春季止，已歷十九年餘，共舉辦了三十九屆。 依中共之說法，廣州交易會是本著平等互利、互通有無之原則以展覽和銷售相結合、當面看樣就地成交、有賣有買的方式，以促進中國大陸與各國間之貿易。似與一般國際性的展售會相類似，以促進中國大陸與各國間之貿易。似與一般國際性的展售會相類似，惟在事實上，交易會卻具有不尋常的意義。以其接待對象而言，非但係以非共國家人士為主，且全憑中共之意願而邀請，故歷屆交易會外商的來自國家和地區，反映了中共對外貿易的方向。就展品內容來看，交易會的展品不僅止於出口商品之樣品，尚包括大批所謂反映大陸工農業生產和科技成就的非賣品，因此，交易會實為中共經建成果的宣傳樹窗。歷屆交易會的成交金額，在中共外貿額中佔有很大的比重，最高時會超過四分之一，故交易會交易情況的冷熱往往表示中共外貿之盛衰，從而間接反映了大陸政治、經濟情況的一斑。此外，在中共『政治經濟不分離』的口號下，廣州交易會不僅是一項經濟性的活動，同時也是政治性的活動，有時甚至政治成份大於經濟成份，實堪為中共以貿易手段進行統戰的典型例子。 第二章 廣州交易會之設立背影及沿革 中共之所以在一九五七年創辦廣州交易會，積極拓展對自由世界之貿易，其背景主要為：（一）中共與蘇俄之貿易甚受蘇俄剝削，在價格與匯率計算方面吃虧很大，故在主觀上，中共不願再擴大與蘇俄之貿易；在客觀上，由於過去向蘇借款及歷年貿易逆差為數龐大且急待清償，亦無力繼續自俄大量輸入，中共乃思改變貿易方向。（二）中共已覺察對俄貿易依存度過大之害，而蘇俄以國際分工之理論，企圖控制中共經濟，更使中共不滿，故急欲建立多邊之貿易關係，以滅少對蘇俄之依賴。（三）中共過去以飢餓輸出政策，向亞非落後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國家。削價傾售大陸產品，並進行國際經濟統戰，會稍具成果，為加強此種效果，故舉辦廣州交易會。（四）由於中共之種種運用，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的禁運，在一九五○年代中期，已有逐漸放寬之勢，中共於此時趁機設立交易會，加西方國家之貿易攻勢，欲圖使禁運政策澈底解除，以獲得所需之工業設備及物資， 並加深西方國家間經濟利益之矛盾，以削弱反共陳容。 廣州交易會是由前此幾個在廣州舉辦的展覽會演變而來的，這些展覽會的舉辦經驗，使中共確定了廣州交易會的方式與性質，它們主要是：（一）宣傳性的『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引起了中共舉辦商品展覽會的興趣。（二）地區性的『廣州出口物資交流展覽會』，將原來國內的物資交流會，改成出口的形式，並以當面看樣、就地成交之方式進行。（三）試驗性的『廣州出口商品展覽會』，是全中國大陸各種產品的綜合性展售會，內容包括供出口的商口和炫耀經建成就的產品，並以非自由參加的方式邀請非共國家人與會，由於成效不錯，中共乃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推出首屆廣州交易會，於十月再度舉辦，從此決定了陸續舉辦交易會的原則，而交易會也就成為中共對外貿易中一個常設的機構。 第三章 廣州交易會之組織與活動 廣州交易會之會址，會經幾度遷移擴大，但均設於廣州市，現今交易會展館，係於一九七四年春季啟用，面積達十一萬平方公尺，較首屆交易會增加約有十倍之多。最初舉辦時，交易會只設有五個展館，其後不斷增加，一九七四年春季以後，共有展館十二個，分門別類展出各種產品和所謂先進與型單位之事跡。交易會的承辦單位，有（一）以為外貿部為首的貿易行政系統。（二）貿易業務系統之七個進出口公司和十個專業公司，在交易會舉行期間，由各進出口公司組成各種交易團，駐會與到會外商進行貿易洽談。（三）廣東省、廣州市的偽地方政府，負責交易會的一般事務，歷屆交易會之『主委』即均由粵、穗偽政府之頭目擔任。 交易會對於展品和商品之搜集係採取集中而有系統的方法，除利用現成嚴密的搜購網外，復有各種特別措施，以增加產品之來源和保持不斷的推陳出新。為給予與會外商良好印象，每屆交易會前便必整頓廣州市容，增加物質供應，並大捕犯罪份子，有時甚至以軍隊保護交易會，以期順利舉行；對於參加交易會之外商，則又恐有所謂破壞份子混入，因此，對於外商之入境有種種限制和規定。入境之後，則又限制其行動之自由和活動的笵圍。在進行交易時，交易會所採取的方法主要有三，即是展覽與交易相結合、當面洽談看樣成交、購銷業務同時並進，中共自稱『這樣的交易方式，在目前世界貿易中是少見的，也是最好不過的。』在交易活動之外，中共還舉辦許多大規模的宴會，進行自我宣傳，或召開座談會，實施統戰工作，或安排參觀遊覽，宣傳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 第四章 歷屆廣州交易會概況 在最初四年齡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交易會之規模雖然發展很快，但在中共整個外貿活動中仍不甚重要，參加之外商不多，主要是港澳和東南亞的僑胞，每屆之展品亦僅有一、兩萬件，並且會期也較不固定。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之十二屆交易會，呈現前後期不同的情況，一般而言，前三年中，新產品增加較少，外商之參加不踴躍，交易情況冷落，與一九六○年同為交易會的第一個衰退期；後三年則反是，每屆有數千件新展品，一九六五年會有新展品七千件，參加外商由一九六四年春季之三千七百多人增至一九六六年秋季之六千多人，交易金額則在一九六四年春季接近過去最高峰之一九五九年秋季，以後幾屆均陸續創造新紀錄。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年，交易會在文革動亂的影響下，雖仍按期舉辦，但情況與以前大不相同，最突出的一點是會中政治氣氛非常濃厚，廣州交易會變成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場合，交易活動反居於較不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文革所造成的中共經濟低潮，亦在交易會上反映出來，形成交易會舉辦以來的第二個低潮。 一九七一年以後，廣州交易會的規模有很大的發展，展品由三萬件擴充至四萬餘件，參加之外商由一萬餘人增至二萬多人，最高時會有三萬人以上參加，其所來自之國家和地區亦更廣泛，由八十餘國發展至一百餘國，所達成的交易額也有巨幅增長，如一九七三年兩屆交易會共成交約廿五億五千多萬美元，佔該年中共外貿總額四分之一強，但一九七四年春季以後，交易會又由盛轉衰呈現衰退現象。 第五章 廣州交易會之分析 縱觀歷年交易會的成交金額，可見其係呈循環波動現象，在一九七三年以前，大致有五個短期性之波動，每一波動經歷之期限約為三至四年，此種現象並與中共對外貿易之情況相符合，惟在衰退時期，交易會之發展則常數倍於整個對外貿易，故其總成長率十數倍於外貿，這是由於中共刻意發展廣州交易會的結果。再以交易會成交金額在中共外貿中的比重來看，最初比例並不高，但一九六五年以後則平均約佔五分之一，故中共常稱『交易會已成為我國同世界各國經濟貿易界人士友好往來的紐帶和開展貿易戰的重要場所。』至於歷屆交易會交易金額的徨波動，則顯然是大陸經濟情況的反映，最初三年和一九六三年至六六年交易金額的增長，是中共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經濟調整期工農業生產增加的反映，一九六○年至六二年和一九六七年至六九的減退，則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經濟衰退的反映，一九七○年以後，交易會成交之大幅增加，除因中共經濟逐漸正常外，還由於世界性的通貨膨脹和各國貨幣之重新估價以及中共對外關係之發展、外貿政策之改變。 歷屆交易會展品數量之增加和質量之改進，是中共強調的重點之一，其目的是欲以此宣揚大陸農業生產豐收和科技發達、工業進步，從而肯定毛共政權的統治。最初交易會展品只有一萬二千多件，一九七四年春季以後則達四萬多件，在質量上工礦展品的比例也有顯著的增加，惟從近年中共進出口商品之結構分析，在出口商品中，工礦產品之比重雖較其政權初成立時提高，但比例並不如中共所稱之大，而且主要是由於紡織品和輕工藝品輸出的增加，至於重化工業品則輸出甚為零星，而輸入甚多，故基本上目前中共經濟仍未脫離農業國家巢臼。 廣州交易會之任務，就交易意義來說有二，一為經濟的，欲爭取外匯，套購物資；一為政治的，配合其外交活動，發展對外關係，並實行對外擴張政策，此兩項任務又常因對象之差異而有重點之不同。就展覽會之意義而言，交易會之任務亦有二，其一是促進中國大陸與各國之貿易，另一是向海外進行宣傳，包括對大陸經濟建設的宣傳和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 在一九六六年以後，日本一直是中共的最大貿易興國，但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以前，雙方並無『邦交』，因此，中共對日本的貿易成為經濟與政治因素交織的最佳例子，由於政治因素的考慮，雙方貿易往來幾全靠友好貿易進行，而友好貿易又多假廣州交易會為之，因此之故，日商歷年在交易會中的成交值，平均約佔雙方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四十，其中以一九六一年最高，達百分之六十一點五，並使日商成為廣州交易會最大的交易者，其佔有率約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第六章 從中共對外貿易關係看交易會未來可能趨勢 廣州交易會之所以在中共對外貿易中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乃是由於最初舉辦的背景相當複雜，因而具有多種的任務，然以現今中共對外貿易關係而看，此些背景多已不複存在，目前中共已與世界上大部份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係，對俄貿易比重於一九六七年以後即降至無足輕重的百分之三左右，西方國家對中共之禁運，自一九五七年逐漸放寬，時至今日已形同具文，中共與非共同家之貿易比重，於一九六三年超過半數，一九六六年後經常佔四分之三以上。在此情形下，以促進對非共國家貿易為主要目的的交易會，乃漸失去重要性，一九七四年起，中共已較不重視廣州交易會的舉辦，交易會有逐漸和其他展售會居於相似地位之勢。然在交易會交易情況衰退之中，中共仍不斷推出大量新展品，以渲染大陸經濟之進步，而加強交易會作為其經濟宣傳櫥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