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採取羅斯諾(James Rosenau)的國內外環境分析、霍斯提(K.J.Holsti)的外交政策分析架構及傳統的歷史途徑研究法，經由蒐集史料、整理史料，以分析伊朗從1979年回教革命後至1992年的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之發展。 　　本文第一章是緒論，第二章除論述伊朗的權力結構外，且將伊朗外交政策之環境因素，依國內環境及國際關係兩方面加以分析。第三章探討伊朗的政策取向、國家角色及國家目標。第四章及第五章則針對伊朗外交政策的行為與策略，分別按國際層面與區域層面加以探討。第六章則就本文研究所得進行整理與分析，以期達到解釋及預測伊朗外交政策的最後目的。 　　本文研究心得是： 　　一、決策者因素，尤其是何梅尼(Aytollah Ruhollah Khomeini)為主之執政者的意識形態，方是主導伊朗外交政策的關鍵所在。伊朗在1979年革命後的外交政策反映出，什葉派(Shiia)回教革命領袖為追求回教的正義與公平，不惜與強權對抗的心態。至於這種心態來自於過去什葉派「被壓迫者」的自我認知及以往強權對伊朗的侵略、壓迫所致。隨著兩伊戰爭之發展及伊朗逐漸陷於外交困境，使伊朗回教領袖間對於如何以回教教義解釋外交政策產生岐見，而有所謂「強硬派」（或稱「激進派」）及「溫和派」（或稱「務實派」）之別。但基本上，回教執政團體仍未擺脫善惡兩極化之回教世界觀。 　　二、由於伊朗屬於「回教革命基地」的國家角色，且推行「非東非西」的的不結盟外交政策．因此在外交行為上極力貶損、對抗美蘇兩大超級強國，以期樹立伊朗在國內外之回教徒心目中不畏強權的領導者形象。如1979年美國使館人質事件及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事件中，都有伊朗對抗兩超強之意義。但如此一來，造成美國認定伊朗之中東活動有礙美國在此區之利益，而將伊朗視為恐怖主義支持國。 　　三、在中東地區，無論是黎巴嫩問題、兩伊戰爭或者與「海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會員國關係上，伊朗本著「革命輸出」的目標，希望對抗以色列並協助建立更多中東回教政權，而支持激進派回教團體，從事暴力活動。如此，導致當地政府對伊朗懷有戒心，也影響伊朗在兩伊戰爭期間的武器取得及外交奧援，相對地不利其在戰爭中的表現。 　　四、在兩伊戰後，伊朗國內經濟重建及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和解壓力可能將促使伊朗回教執教者以更務實的外交政策來面封國際社會，然而國內經濟狀況及強硬勢力的起伏也將是決定伊朗未來外交政策是否能持續開放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