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重點在探討臺灣糖業的變遷，以及蔗農在這些變遷中的處境與行動。重點特別放在二十世紀前後的階段，也就是清末開港後到日治時糖業改良政策的初期，直到克服1912年大風暴的影響，確立糖業發展的形態為止。 在開港之前，本文的研究發現，政府的角色大多在限制性的角色，使得運輸成本日漸高昂，而荷蘭時期和明鄭時期就有的對日本國際貿易也變為轉口貿易，這均使得砂糖業的整個交易成本上升，不利於產業發展。在開港之後，雖然依賴外國船隻使得運輸成本下降，傳統戎克船的砂糖貿易量估計也降到十萬擔左右。而個別商人重新的建立了對日本的砂糖貿易，成為此時擴大市場最重要的行動。不過開港後糖業在1880年之前雖有成長，但之後的衰退使得整個時期並沒有明顯的進步。分析其原因，則認為基本上產業風險的分配極不適當，獲利最佳的糖商風險最小，而獲利不佳的蔗農和糖□則承擔所有風險。這種情況下使得糖商沒有技術革新的需要，而生產者因為沒有資源並且缺乏技術知識的傳播管道而難以進行革新。雖然在此時期政府加強了控制力量，但似乎只是形成產業的負擔，並沒有辦法做到重新分配產業風險，以促使獲得最大利益者需要進行技術革新並且控制風險。分析當時的生產狀況，本文的結論是舊式糖□難以獲利，而蔗農大都只是兼差種植甘蔗的農夫。 日治之後，臺灣總督府推行促進投資政策並且實施原料採取區制度，促使商業資本投入生產，並且使得砂糖製造和甘蔗種植者比以往更合理的分配風險。因此在糖業改良的初期，新式糖廠的原料區內，吸引了比其它區域內更多的田園投入甘蔗的生產，使得初期糖業有了迅速的成長。改良糖□雖然在初期大量的設立，但在前三年的進展不佳，也很少真正能向分蜜糖的技術推進。雖然在1909年起在生產量和製糖率方面有些改善，但仍然難以抵抗1912年大風暴的試驗，新式製糖會社成為主導臺灣糖業的要角。不過當時甘蔗的種植技術不僅在推廣時期由官方負責，在改良政策立下基礎後，仍由官方主導，這個方式並不利於技術創新，使得和瓜哇的製糖成本的差距反而被拉開。雖然如此，蔗農的生產能力有明顯的提昇，專業的蔗農群體逐的形成，在原料區制度的凝聚下，蔗農們的共同意識也產生出來，這成為下一階段糖業發展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