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探討關於當事人間訴訟資料相互揭示之「證據開示」制度，其正如同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3條規範之「被告閱卷權」般，因刑事程序中，若被告不知檢察官欲以證明其有罪之訴訟資料內容，是無法無法提出正確的防禦或辯護策略，故為了建立當事人得公平地互為有效攻擊、防禦之場合，本應使被告享有充分的訴訟資訊取得權，以保障被告訴訟權能之適正行使，是「證據開示」、「被告閱卷權」二者雖存在於不同訴訟制度架構下而異其名稱，惟二者其實具備同樣的憲法價值與核心概念，換言之，二者可說均係導源於被告憲法上訴訟權之保障，藉由其權利主體地位之落實，衍生出刑事被告於訴訟程序中，應享有聽審權與武器平等原則之權利，而其最終的目的，即在於使被告得受公平審判，實現其憲法上之訴訟權。是本文將從「證據開示在刑事訴訟構造中之定位」，探究「證據開示」之內涵、與其他訴訟制度間之關係，並探知「證據開示」之核心價值，建立該制度在憲法上之地位。 而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雖乍見下似乎並無本文所探討當事人間「證據開示」制度存在之空間，惟觀察我國司法改革脈絡，認為職權進行主義在我國多年運作結果已偏離公平法院之理想，法院、檢察官及辯護人三方面關係嚴重失衡，被告訴訟權益未能獲得有效保障，因此，為了重建公平刑事審判制度，而倡言引進「起訴狀一本主義」成為我國司法改革之一明顯趨勢，而本文亦採行相同的立場，建議未來修法方向應仿效日本刑事司法，廢除「卷證併送」，將現行的起訴制度改為起訴狀一本主義，以排除預斷、活化詰問制度與傳聞法則、正確釐清院檢權責並淡化職權調查，實踐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所歸諸之立法意旨，確保公平法院建立，始較符合我國追求公平審判之憲法價值。則慮及將來一旦正式修法引進「起訴狀一本主義」制度，將造成被告及其辯護人無法依現行法，藉由向法院閱卷而充分閱覽檢察官起訴之卷證資料，故在將來改採行「起訴狀一本主義」制度之時，勢必須要思考在卷證不併送下，被告方面將如何取得檢察官所擁有之訴訟資料，而同時建構我國當事人間互為揭示證據資料之「證據開示」制度，以作為「起訴狀一本主義」之必要配套措施。 而日本在近代刑事訴訟法制之發展上，在二次大戰後，模仿美國刑事訴訟法制度，改採行當事人主義，當時為使審判與偵查絕緣，切斷偵查與審判接續性，在刑事訴訟起訴程序中採取「起訴狀一本主義」之制度，並至2005年11月1日施行新「證據開示」規定等背景，均可認日本相關之法制係供我國未來法律修正不可或缺之參考素材，故本文將詳細介紹日本新證據開示規定，說明日本所謂「階段性個別開示制度」，即三階段式之證據開示規定，期能藉由研究日本刑事「證據開示」法制，提供我國將來立法之他山之石，若我國刑事司法未來走向從職權主義制度過渡到當事人進行主義時，冀得藉由拙文對於此「證據開示」制度之理論基礎、日本實務演進與立法制度，以及價值核心理念之探討，俾供將來修法參考，而建立更接近於公平審判之刑事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