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以與閩南人或客家人通婚的阿美族及泰雅族女性為研究主體，研究焦點在探討族群通婚後的婚姻適應；尤研究側重階級、性別與族群位階三個面向的觀照。原住民與漢人的通婚有四百年以上的歷史，但由於過去研究取向與外在政治環境上的限制，族群互動的討論一直未形成主軸，在此議題下個人於私領域的採討也就更為少見。本文區分內外壓力來源，內壓力為夫妻間的相處，外壓力則來自親屬或外在族群成員，以語言、宗教、族群性、性別角色及其他相關因素為審視的焦點，透過原住民女性的生命經驗分享，得以瞭解原漢通婚原住民女性的婚姻生活狀況。並試著回應戰後第一代外省榮民與原住民女性的結合，兩種不同類屬的族群結合及時代的改變導致他們婚姻面貌有何不同？而阿美族與泰雅族女性面臨婚姻上的困難或調適時，是否顯示了族群的差異？ 本研究結果發現，如就婚姻滿意度而言，顯示超過一半以上的原住民女性對其婚姻感到不滿；如以婚姻穩定度為檢測依據，則有四位已離婚，顯示原住民與漢人的通婚相較於一般族內婚的確面臨較多困難。造成他們對其婚姻感到不滿的主因為「種族偏見」和「經濟」因素。相較於國外，原漢通婚的外在壓力滿予者多集中於公婆而非外在社會成員，男方家屬無法接受原住民而排斥、歧視原住民女性是主因，顯示目前原漢族群發展親密社會關係有困難，漢人對於原住民的接受程度仍低；經濟因素則有「金錢支配」與「不支撐家計」兩方面的問題，相較於族內婚的婚姻適應，金錢問題也同樣名列於此，顯示婚姻的經濟性本質是影響婚姻滿意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在這裡下層階級的原住民女性其面臨的狀況遠比中產階級原住民女性更為惡劣，除了金錢問題外，伴隨而來的還有暴力行為、酗酒問題、不良嗜好等。 原漢通婚的原住民女性婚後呈現單方面的適應，其具體表現在語言學習、宗教信仰、飲食習慣等的改變。造成此種現象除了為原住民相對性的次等位階外，女性於父系社會中的從屬地位也具有影響。族群位階的差距與性別權力的行使是一種相互作用，而非全然的支配從屬關係，所以原住民女性除處於被動、壓迫的狀態下，仍有可能透過策略運用，使她們成為家庭內的活躍主體。與第一代的通婚相較，第二代文化相近性的增加並沒有促使婚姻較好，文化上的相近或同化並沒有帶來族群上的接受或認同，漢人仍捍衛緊守著原漢界線，不允跨越，與原本預期的結果不同。在這裡相較阿美族，泰雅族女性有較高的離婚率或較低滿意度，此與其小家庭型態和強調能力表現自主的族群特質有關。

由於族群通婚可反映對不同族群、文化接受的程度，透過通婚也讓不同文化習俗有兼容並蓄的可能性，因此，族群關係研究中，常將族群間通婚與否視為族群間社會距離及族群疆界的有效指標。台灣為包含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與原住民這四大族群的多元族群社會，其中，由於原住民僅佔總人口的 2% ，在國內量化的族群通婚研究中，往往受限於樣本數而將其予以排除，或將不同族群之原住民統一視為單一原住民族群，因此，本研究欲著眼於過去通婚研究時常忽略的「少數族群」，並將原住民族群差異納為探究通婚影響機制之一。 本研究試圖以人口統計資料來描繪近年來原住民人口結構、婚姻概況圖像，並依2006年及2010年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兩筆調查資料，探究不同性別、族群、教育程度、城鄉差異、受訪者世代、族群規模對於通婚之影響。研究發現，整體原住民是以族群內婚為主、族群通婚為輔；在教育程度與通婚與否的關係上，教育程度越高的原住民，族群通婚比例越高，而教育程度越低者，更傾向族群內婚；受訪者世代部分，原住民族群通婚比例則與年齡呈現反比，亦即，年長世代族群內婚率較高，而年輕世代族群通婚率更高；族群規模對於原住民通婚與否的影響上，則呈現負向關係，不過，族群類別對於通婚與否之影響部分，則未有明顯穩定的趨勢產生。 因此，本研究認為，原住民中符合女性、教育程度較高、較為年輕世代者等要件者，將有更高的族群通婚傾向，而在影響原住民族群通婚與否的諸多機制中，又以城鄉差異影響力最高，存在著都市原住民通婚率高於原鄉原住民的現象，不論是2006年或2010年迴歸模型分析中皆達統計顯著水準，不過，城鄉差異背後涉及的原住民遷徙問題並未納入本文研究範疇之中，值得進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