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直堅持唯有GATT以及WTO全球性自由貿易體制才能為世界帶來最大福利的日本經歷二次大戰後四十多年的經濟榮景與一九九○年代的經濟停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時決定以GATT、WTO多次回合談判為基礎，兼採區域合作、雙邊合作的「多層次途徑」來彌補全球性多邊貿易體制的不足。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則是日本執行「多層次途徑」的具體手段。 筆者以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以國家為中心的現實主義」觀點，利用系統理論為研究架構，從日本受益於「舊金山體系」、提倡亞太區域合作、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召開到亞洲金融風暴重創亞太區域合作、中國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日本緊接跟進的過程發現到日本的對外貿易政策與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之間有很明顯的對應關係。除了經濟利益，國家的戰略目標、與重要國家的外交關係都是日本政府考量的重要因素。日本現今的經濟繁榮多來自於美國、日本國家安全也依賴美國，日本因此歡迎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領導角色。但是歷史宿怨、領土糾紛、以及未來東亞區域整合的主導權使得中日之間的競爭無法避免，當中國決定以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作為改變東亞地區權力結構的起點，自由貿易協定就成為日本反制中國的方法，這也宣告東亞地區已經從美國獨自稱霸進入中日競逐東亞區域霸權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