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最早由思想史研究提出，用以指稱西方文明史自「文藝復興」之人文主義的再現與世俗化、「宗教改革」之個人主義思想的促進與對教會權威的挑戰，以及「科學革命」之重視理性作為人類獲取知識來源以來的進一步發展。近年來，隨著歷史學分工與專業化發展，「啟蒙運動」也被廣泛運用至諸如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論述中，成為社會文化運動或十八世紀之代稱，後進學者常習而不察。 為此，本文從思想史研究取徑，藉著分析環繞「日耳曼啟蒙運動」的種種現象，包括其高等學術如何在科學革命潮流的影響下突破中古知識體系的框架與突破後的發展，以及當時神聖羅馬帝國內外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環境對日耳曼啟蒙運動思想之發展與傳播的影響，試圖論證「日耳曼啟蒙運動」是否具有相異於其前後時代的獨特性質，以及此「日耳曼啟蒙運動」特質和「啟蒙運動」之間的關係。 本文的結論是，在思想史取徑的分析下，「日耳曼啟蒙運動」在思想史脈絡上並無獨特表現，甚有違背啟蒙運動精神之處。它的公共活動現象雖然符合「啟蒙運動」的世俗性意義，卻往往理性化不足（而「獨重理性精神」應乃啟蒙運動的最重要特徵）；它的理性學術與新宗教論述雖肯定理性，卻堅持理性能與信仰調和一致，強調發揚理性應以不違信仰為前提；而所謂的「開明專制」，既以妥協通融、依附君王與政權為旨，自然不符合康德為「啟蒙」所下之定義：「啟蒙是人超脫於他自身所招致的未成年狀態。未成年狀態是無他人指導即無法使用理性的那種無能。」但若不以「日耳曼啟蒙運動」作為思想史名目，而僅觀察十八世紀日耳曼地區以「日耳曼啟蒙運動」(Aufklärung)為號召的社會文化變遷情況，則此段時期的歷史對日耳曼地區的整體文明進展，仍是具有其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