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吸收中國學術文化已有長久的歷史，但長期以來，接受者往往以上層階級，如貴族、僧侶等為主；換言之，中國學術一向是菁英專用的知識。這個現象到了17世紀，日本近世時期，發生極大的變化——漢學開始風行草偃地傳佈到庶民社會。「懷德堂」正是於這樣時代思潮中，在大坂創立的機構。1724年，五位商人（所謂「五同志」）共同出資，建立學習儒學的學校——「懷德堂」，隨後為官方所批准、認可。從日本近世到明治初期約一百四十年中，懷德堂為大坂的學術發展與商業道德的養成貢獻甚鉅，陸續栽培出許多優秀的學者，不只成為大坂朱子學派的中心，亦成為當時西日本學術交流之樞紐。 本論文從「儒」與「商」互動的觀點來重新檢討懷德堂，深入探掘近世大坂社會中，「儒家—神聖性」與「商人—世俗性」可以結合的動因，最後說明在近世日本思想史中，懷德堂的主張及其意義，重新認定懷德堂的價值。 為了探討上述的議題，本論文首先從外在的環境談起，分析日本近世的社會背景與制度演變，主要闡述懷德堂在大坂出現之因素及後來發展的軌跡。先自釐清歷史背景開始，接著申明內在因素。儒學在日本近世開始有了新的發展，形成所謂日本化的儒學，同時更普及到社會各個階層，筆者在此鉤沉日本儒學各種學派影響懷德堂學說的線索。 大致勾勒出懷德堂建立的外圍條件之後，本論文進入探討懷德堂內部的儒與商互動，以懷德堂儒者與町人學者作為觀察對象，研究儒家與商人融合之過程。懷德堂儒者為了將儒學進一步落實到民眾，追求符合日本社會的儒學而其學問愈發邁向世俗化的道路，形成具有開放性的朱子學。大坂商人則積極地吸收儒家思想，引用儒家經典肯定商人的意義，並解釋商業活動，以「均天下之富」為商業的原則而其精神逐漸儒者化。 最後，本論文超越儒者或町人的分野，更能清楚看出懷德堂儒與商融合的結果，懷德堂學者在日本近世大坂町人社會裡，如何呈現其儒學精神並躬行儒道。透過分析懷德堂學者的學說，說明懷德堂學者無論儒者或商人，其精神都一致，即是關懷社會，承擔治天下的使命感。可見他們雖然僅僅是個町人階級的人，卻懷抱著所謂「以天下為己任」的宋儒士人意識，是不折不扣的儒學實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