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就台灣產業史的發展來看，柑橘可稱之為日治時期的一項新興產業。在清代的台灣，各種水果物產雖已陸續傳入，但在整個產業上並無重要性。然而到了日治後期，香蕉、鳯梨與柑橘這3大水果物產，不但成為主要的農產品與貿易商品，而且園藝產業產值也僅次於米、糖居於第二重要的地位。相對於糧食作物的米、甘藷與特用作物的甘蔗、茶等，在清領時期就有相當的生產量與對外貿易，柑橘作物在台灣的快速進展，要到日本人統治時才開始，而如此快速的發展，則要歸因於柑橘「商品化」現象的出現。因為對於柑橘水果這類非食物或衣物方面的必需品來說，若無法作為商品於市場販賣，其發展將是十分有限。換言之，對於具有易腐敗特性的柑橘水果，其商品化出現所須的條件更為嚴苛，在日治時期則正好提供其在發展上交通與技術之要件。 在這當中「農業技術的進展」與「銷售運輸網絡的形成」是商品化所表現出的二大特徵。在生產層面的「農業技術的進展」，除了數量增加外，還有栽培管理技術的進步，而栽培品種逐漸集中於椪柑、桶柑這兩個主要貿易品種，可說是「商品化」的最佳寫照。另外，販賣層面的「銷售運輸網絡的形成」，則是奠基於交通運輸網絡與銷售組織的建立，而上述現象的出現又與官方、農會的極力推動有密切關係。然而總督府雖頗為重視柑橘產業，但在日治時期無論在栽培面積或產值，其却不如香蕉與鳯梨產業，大部分農家只能採取副業栽培之方式，這一方面是由於在生產層面，柑橘作物本身收穫時間過長的結果，另一方面在貿易層面，則是植物檢查制度抑制了日本市場的擴張所造成。 最終，若將柑橘產業研究發展放置在台灣殖民經濟發展脈絡中來看，其相對於香蕉、鳯梨的特殊性在於必須面對日本國內所生產的同類商品，然而確無遭受像茶葉或米於日治後期那樣的壓制措施。但這並非出於殖民者善意的結果，而是因為台灣柑橘在產量上或在國內外市場上，尚未多到足以威脅日本國內柑橘產業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