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農学) / 甲第25314号 / 農博第2580号 / 新制||農||1103(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農学研究科生物資源経済学専攻 / (主査)教授 秋津 元輝, 教授 足立 芳宏, 准教授 伊庭 治彦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臺灣位處熱帶與副熱帶氣候之間，四季溫暖，終年常綠；四面環海，與周遭地區隔絕，能杜絕病毒傳入；加上地形起伏，山林之間多野桑生長，是適宜發展蠶業的優良天然環境。 蠶業從明鄭時期的引入，清領時期的試探，日治時期的奠基，到戰後的承繼與開展，使蠶業能在台灣產業佔有一席之地。而蠶業所具有特殊性，首先是其特用作物的歸類；時間上橫跨戰前與戰後；領域也橫跨了農、工、商業；而其不論是蠶繭或是蠶種出口高峰，都維持甚短，且興衰都與日本有關，都在在顯示其特殊之處。 戰後蠶業依蠶繭生產量的變化，依序可分為復甦、低迷、振興、轉型四期，各有其不同之特色。而承繼日治時期總督府養蠶所的蠶業改良場，無疑是戰後臺灣蠶業的指導員，除規劃戰後臺灣蠶業的政策外，並主導臺灣蠶業的發展。蠶改場對於栽桑養蠶技術的改進，貢獻卓著；再配合「蠶業生產專業區」的設立，使得蠶繭生產量大增，再加上1970年代後半日本因工業化導致的原料繭缺口，使臺灣蠶業創造了蠶繭出口佳績。 蠶繭出口盛況為時甚短，後因日本實施蠶繭進口「事前確認制」，致使蠶繭出口受阻。而增產過速，加上下游蠶絲加工業因價格高不願採用，無法去化，產生蠶業危機。雖有加強下游蠶絲加工業發展及蠶種外銷之轉型，但仍無法挽救蠶業面臨之危機。最終於1992年以蠶業基金一次補助廢耕桑蠶，結束蠶業產業。後雖仍有零星之蠶業殘存，但已無完整之產業形態。 戰後蠶業的發展，有其階段特色。但蠶業發展受日本影響甚大，不論戰前或戰後，都擺脫不了日本蠶業原料供應地角色，仍存有殖民經濟影響之影子。而蠶業農工不協調，蠶繭外銷及蠶種外銷迅速崛起與衰退之因，面臨蠶業困境，政府因應的作法與態度，都是本文研究探討的重點。

在現今之知識世紀裡，智慧財產權已經成為一國技術進步程度的指標，因此一個國家的智慧財產權制度對於該國產業發展的影響力已愈來愈大。而我國擁有許多的農業試驗與研究機構，加上農業相關技術之法人機構，我國的農業研究投入資源與產出具有相當的規模，加上我國各農業試驗機構的努力，使得我國農業研究成果相當豐碩，在現今智慧財產權有價的時代裡，我國農業研究成果的正式智慧財產權數目如發明專利、新型專利、技術移轉件數、技術移轉權利金等卻相當低。 本研究透過訪談之初級資料搜集，加上文獻資料等次級資料，從產業部門、智慧財產權法律部門、政府部門、學術及研究機構等四角度切入，探討我國農業技術之智慧財產權管理政策與制度。主要的探討方面有五方面：對我國農業之智慧財產權觀念的看法、有關農業智慧財產權法律條件之保護程度、我國智慧財產權制度對於農業創新的影響、農業推廣制度對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影響以及農業技術援外對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影響等。 本研究發現，智慧財產權觀念在農業研究人員與產業界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落差。我國現有的農業研究成果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程度不足，使得我國農業研究成果取得積極性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數量較少，加上農業技術肩負有農業技術援外的外交任務，因此我國智慧財產權制度鼓勵農業創新的效果較差。而我國的農業推廣制度自日據時代以來，即與農業研究相並行，因此具有服務農民的「公共財」精神，以技術擴散為原則，與智慧財產權的私有化觀念有所差異。 本研究建議，我國現行之農業技術成果智慧財產權管理政策與制度，必須加強與智慧財產權各相關議題進行緊密的連結；我國的農業推廣制度也須扮演銜接產業界與研究機構間的橋樑角色，教育農業推廣人員與農民，以鼓勵農業創新的發展；我國相關的法令規章與相關的配合管理制度也必須加快腳步，以因應技術的快速發展並符合國際間一致性的規範。

若就台灣產業史的發展來看，柑橘可稱之為日治時期的一項新興產業。在清代的台灣，各種水果物產雖已陸續傳入，但在整個產業上並無重要性。然而到了日治後期，香蕉、鳯梨與柑橘這3大水果物產，不但成為主要的農產品與貿易商品，而且園藝產業產值也僅次於米、糖居於第二重要的地位。相對於糧食作物的米、甘藷與特用作物的甘蔗、茶等，在清領時期就有相當的生產量與對外貿易，柑橘作物在台灣的快速進展，要到日本人統治時才開始，而如此快速的發展，則要歸因於柑橘「商品化」現象的出現。因為對於柑橘水果這類非食物或衣物方面的必需品來說，若無法作為商品於市場販賣，其發展將是十分有限。換言之，對於具有易腐敗特性的柑橘水果，其商品化出現所須的條件更為嚴苛，在日治時期則正好提供其在發展上交通與技術之要件。 在這當中「農業技術的進展」與「銷售運輸網絡的形成」是商品化所表現出的二大特徵。在生產層面的「農業技術的進展」，除了數量增加外，還有栽培管理技術的進步，而栽培品種逐漸集中於椪柑、桶柑這兩個主要貿易品種，可說是「商品化」的最佳寫照。另外，販賣層面的「銷售運輸網絡的形成」，則是奠基於交通運輸網絡與銷售組織的建立，而上述現象的出現又與官方、農會的極力推動有密切關係。然而總督府雖頗為重視柑橘產業，但在日治時期無論在栽培面積或產值，其却不如香蕉與鳯梨產業，大部分農家只能採取副業栽培之方式，這一方面是由於在生產層面，柑橘作物本身收穫時間過長的結果，另一方面在貿易層面，則是植物檢查制度抑制了日本市場的擴張所造成。 最終，若將柑橘產業研究發展放置在台灣殖民經濟發展脈絡中來看，其相對於香蕉、鳯梨的特殊性在於必須面對日本國內所生產的同類商品，然而確無遭受像茶葉或米於日治後期那樣的壓制措施。但這並非出於殖民者善意的結果，而是因為台灣柑橘在產量上或在國內外市場上，尚未多到足以威脅日本國內柑橘產業的地步。

在現今以知識經濟為主的世界經濟潮流之下，尋求高附加價值的產業經營模式，已經成為各國政府與各類產業致力追求的目標。台灣的傳統農業以生產、銷售農產品為主，根據近幾年來的經濟統計資料和經濟發展趨勢都顯示，其所能創造的經濟價值已經相對低微；且在整體經濟環境改變之後，並未善用所擁有的知識、技術為產品注入較高的附加價值，以致使台灣的優質農產品淪為激烈競爭下的相對弱勢，實屬可惜。在遭受如此不利的衝擊、處於充滿挑戰的環境之下，台灣的傳統農業必須有所覺醒與改變。以台灣所具備的優勢農業科技研究條件，並擁有大量且優秀的農業技術為基礎，由生產農產品的傳統農業，進一步發展為以經營、管理、運用農業科技為主的知識型農業，將成為台灣傳統農業尋求轉型以及未來發展機會的重要契機。 要發展以經營、管理、運用農業科技為主的知識型農業，則必須先進行農業科技的商品化；農業科技能否成功地商品化並成功地銷售，乃至於進一步成功地產業化，其是否具備良好的經營模式設計將會是重要的關鍵。唯有具備良好的經營模式，農業科技才有機會成功地商品化，商品才能夠成功地進入市場，進而成功地建立市場地位，也才可能成功地進行產業化。 本研究即以農業科技商品化之經營模式為研究題目，探討台灣在發展農業科技商品化時，其經營模式之設計與需關注之重要議題。本研究共分為六章，依序為序論、文獻探討、台灣對農業科技之管理與運用現況、台灣發展農業科技商品化之挑戰與未來、農業科技商品化之個案研究、結論與建議；藉由以上各章節主題的安排，對研究題目與研究議題進行深入的探討。本研究除就現況進行分析與鋪陳相關理論外，另以個案研究驗證所述理論，以期對台灣農業科技商品化之經營模式規劃有深入的學習與瞭解。 / Presently,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s the main trend of the world econom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o seek business models with high added value is the major job that each of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must do. The main activity of Taiwan’s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s to produce and sel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ation of world’s economic trend and economic statistical data, the economic value of Taiwan’s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s very low. And after the change of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aiwan, we never add high value to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our business experience an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Unfortunately, Taiwan’s excellently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come victims in this intensely commercial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avoid the unfavorable environment and competition, we have to make some change in Taiwan’s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here are advantaged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a lot of excellently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Taiwan. So to develop the Knowledge-Based Agriculture, that it means to apply, to manage, and to operate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agricultural operation, is the major way and opportunities that we can do to transform Taiwan’s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f we want to develop the Knowledge-Based Agriculture, we have to commercialize our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first. I think that the good business models will become the key points to influence the successful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successful sale of technology-products. If we do not have good business models, we cannot commercialize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successfully, and cannot sell technology-products into markets, and cannot develop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he title of this research is “The Research on Business Model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Taiwan.” I want to study the design of business models and some important subject matter of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Taiwan. There are six chapters in this research, and these are Ch.1 Introductions, Ch.2 Probing for Previous Documents, Ch.3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of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Taiwan, Ch.4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Taiwan, Ch.5 The Case Study on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h.6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I will study the subject matter and concerns of this research deeply in the light of the chapters’ order. In this research, I will complete the work by analyzing present circumstances, explaining and illustrating related theories, testing and verifying theories by case study. I want to get deep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design of business models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Taiwan through this research.

本文以地方發展型政府為理論基礎，通過援非農業技術示範中心項目的案例來解釋地方政府在參與國家對外農業援助的動力和其農業援外的行為策略。 本文認為21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對外農業援助之所以能夠快速增長，關鍵因素在於國家機器成功地調動了地方政府參與援助計劃的自主性與積極性。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援外管理與財政金融方面的放權，使地方政府能夠自主調動省级行政資源加强對援助項目的管理；二方面，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的確立，以及經濟戰略所需的內部資源不平衡分配，都強化了地方官員企圖通過推動國家重大戰略來擦亮政績並獲得職位升遷機會的意願。 進入援非農業示範中心的案例中，地方政府在推動對外援助的過程中也在積極尋找機會帶動本地企業「走出去」。其行為策略通常是先將援助平台搭建成功，然後設法壯大援助平台，希望通過援助平台的成功運營以及各項優惠條件，拉動本地企業的抱團投資，在受援國形成規模效應。筆者將這種行為策略謂之為「造船出海」。本文還對央地間在農業援外事務上的互動策略進行分析，發現地方政府在中央允許的政策空間內有一定的變通執行權；而中央對於援外項目則實施「目標管理」與「制度設計」，對地方政府過度扭曲的政策執行進行干預。 本文認為，地方政府在促進農業「走出去」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其所採用的「造船出海」的行為策略實質上是在移植早期地方招商引資的經驗，是中國發展經驗的制度遺產。而地方政府在援外政策的變通執行同樣在影響著中國大陸對外援助的結構與過程。

大綱提要 研究之動機、目的及方法 論文組織架構及資料來源 台海兩岸在中南美洲外交對抗之回顧（三個時期） 1949-1970年（我退出聯合國前-敵消我長-友邦數比2：20） 1971-1979年（我退出聯合國後-敵長我消-友邦數比12：12） 1980-1989年（蔣經國執政時期及李登輝執政初期-敵長我進- 友邦數比18:15） 備註：1990-1999年（李登輝執政時期-敵我建交拉鋸戰-友邦數比 19:14） 我國與中南美洲友邦經技合作 背景緣起 組織機制 （1）1960年代-外交部拉丁美洲農業技術合作小組 外交部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1968年） （2）1970年代-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CITC（1972年） （3）1980年代-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會IECDF（1988年） （4）1990年代-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ICDF（1996年） 合作項目 （1）1960-1980年代-農業（1963年起）、漁業（1974年起）、工業（1981年起）、竹工藝（1980年起）及昆蟲醫技（1981年起） （2）1990年代-貸款計畫（基礎工程建設、工業區開發、中小企業轉融資、小農貸款、人道貸款）、外交部政策性貸款及人道援助 經費來源 （1）1974年6月以前-美援及我政府配合款 （2）1975年會計年度起-外交部預算（駐外技術團經費、政策性貸款、人道援助） （3）1988年起-國庫編列援外基金（海外會及國合會貸款計畫） 合作策略 （1）1960-1980年代-傳統的農漁業技術合作 （2）1990年代- 擴大技術合作範圍（協助農業產銷、小農貸款、中小企業輔導與顧 問諮詢服務、海外服務工作團志工服務） 雙邊及多邊經濟合作（1991年CABEI會員國、1992年中美洲國家與中華民國合作混合委員會、1997年中美洲元首暨總理高峰會、1998年中美洲永續發展聯盟會員國及籌設中美洲經貿合作發展基金） 人道援助 合作績效 （1）1960-1980年代 政治外交層面-穩固8國傳統邦誼、爭取新興國家7國建交 經濟層面-1963年起總共派遣農技團23個、漁技團6個、竹技團2個、醫技團1個，至23國進行技術合作，協助當地農、漁業及竹工藝發展 （2）1990年代 政治外交層面-爭取尼加拉瓜復交、友邦支持我國參與聯合國、友邦歡迎我國加入中美洲統合體SICA 經濟層面-提供台灣成功發展經驗、7國中小企業轉融資貸款、 4國小農貸款、海地微額貸款、4國風災緊急紓困貸款、廠商赴友邦投資享有最優惠待遇、設立中美洲經貿辦事處、捐贈中美洲經濟合作發展基金、人道捐助 難題挑戰- （1） 援外經費不足（國合基金僅達預定額度1/3、技術團經費增加有限且人事費偏高、援外金額占GNP比例偏低） （2） 援外機制尚未完全明確建立（國合會成員架構不能反映民意監督功能、我國總體援外預算分屬不同部會或不同科目或隱藏在第二預備金內、援外支出缺乏民意有效監督、駐外使館浮濫運用援外資源） （3） 援外專業人才難覓（國外待遇誘因不大、聘期無保障、國內不願優秀農技幹部外調、駐地貧窮落後或戰亂、被民間企業以高薪挖角） （4） 友邦政府財力及基礎設施配合困難 （5） 廠商經貿投資未能配合援外政策 結論 經技合作--（1）效果：鞏固邦交、增進友邦的經濟發展、建立多邊的政經合作關係、突破中共外交封鎖 （2）影響經技合作成敗的變數：國際因素、中共因素、友邦國內政經情勢因素、我國國內因素 第一章導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及目的/3 第二節研究方法/4 第三節組織架構及資料來源/5 第二章台海兩岸在拉丁美洲外交對抗之回顧 第一節「敵消我長」時期（1949年-1970年）/9 第二節「敵長我消」時期（1971年-1979年）/12 第三節「敵長我進」時期（1980年-1989年）/14 第三章一九九○年代以前我國與拉丁美洲友邦經技合作概況 第一節經技合作的背景與緣起/19 第二節經技合作的組織機制、內容項目與經費運用/22 第三節經技合作的評估/39 第四章一九九○年代我國與拉丁美洲友邦經技合作策略之分析 第一節拉丁美洲友邦對我之重要性/51 第二節我國與拉丁美洲友邦經技合作策略之轉變/65 第三節李總統登輝先生的太平之旅與我國與拉丁美洲友邦之經技合作/88 第五章一九九○年代我國與拉丁美洲友邦經技合作之評估 第一節當前我國經技合作的組織機制/111 第二節我國與拉丁美洲經技術合作的績效/117 第六章我國經援及技術合作所面臨的難題挑戰/130 第一節援外經費不足 第二節援外機制尚未完全明確建立 第三節援外專業人才難覓 第四節友邦政府財力及基礎設施配合困難 第五節廠商經貿投資未能配合援外政策 第七章結論/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