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目的是檢證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所提出的經濟發展導致政治參與的假設。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將中國城市社區依經濟水平高低分為經濟發展較佳的商品房社區，以及經濟發展較差的售後公房社區，透過這不同的經濟發展程度，檢視是否在這兩個種類型的社區之中，政治參與的形式是否有所差異，藉此蠡測社區發展水平對於居民政治參與的影響。 西方公民社會興起的理論經常指出中產階級的重要性，而現代化理論所論述的經濟發展導致政治參與的過程中，經常流於跳躍的論斷，而其中介機制，也就是經濟發展導致了什麼樣的因素才會促動公民的政治參與這一過程經常較為忽視。因此，本文認為經濟的發展使得城市公民教育程度愈來愈高、可利用的資源愈來愈多、以及政治效能感亦日益提升，而這群公民便逐漸形成西方所謂的「中產階級」。而這群中產階級的形成，造就了市民社會的生成，帶動了公民的政治參與，形成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先聲。 因此，本文透過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實地到上海市進行訪談。透過觀察當地居民對於兩個主要政治參與組織―「居民委員會」、「業主委員會」的參與，來檢視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社區對這兩個組織的參與程度如如何。但又因「居民委員會」實際較偏向政府由上而下的控制，而「業主委員會」則為居民由下而上的完全自治組織，面對這兩種不同型態的組織，居民參與的意義又有所不同。 除了從政治參與的標的來檢驗居民參與的自主性之外，政治參與的動因亦是本文觀察的重點。政治參與的意義在於在其過程中能有效獲取政治知識及政治練達，也就是Myron Weiner所強調的自主性政治參與。但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所謂動員性的政治參與亦可透過政治學習的效果來增強政治效能感，而城市售後公房社區經常是透過動員性的政治參與來增加投票率。本文同時也將釐清動員性的政治參與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是否真能如Huntington所言，而這兩種不同動因的政治參與，也代表著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社區的居民的政治參與動因。 本文將檢視經濟發展是否造成政治參與提升的這組因果關係，而經濟發展高低程度的區別則以經濟發展較佳的商品房社區，以及經濟發展較差的售後公房社區作為區別依據。並且觀察這兩個社區的居民對於居民委員會以及業主委員會的參與程度來檢視政治參與的程度，並且加以分析政治參與的方式是否是以自身自主意識為主，而不是毫無政治學習的動員。藉由以上架構，來完成本文所欲探討的因果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