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目的是檢證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所提出的經濟發展導致政治參與的假設。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將中國城市社區依經濟水平高低分為經濟發展較佳的商品房社區，以及經濟發展較差的售後公房社區，透過這不同的經濟發展程度，檢視是否在這兩個種類型的社區之中，政治參與的形式是否有所差異，藉此蠡測社區發展水平對於居民政治參與的影響。 西方公民社會興起的理論經常指出中產階級的重要性，而現代化理論所論述的經濟發展導致政治參與的過程中，經常流於跳躍的論斷，而其中介機制，也就是經濟發展導致了什麼樣的因素才會促動公民的政治參與這一過程經常較為忽視。因此，本文認為經濟的發展使得城市公民教育程度愈來愈高、可利用的資源愈來愈多、以及政治效能感亦日益提升，而這群公民便逐漸形成西方所謂的「中產階級」。而這群中產階級的形成，造就了市民社會的生成，帶動了公民的政治參與，形成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先聲。 因此，本文透過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實地到上海市進行訪談。透過觀察當地居民對於兩個主要政治參與組織―「居民委員會」、「業主委員會」的參與，來檢視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社區對這兩個組織的參與程度如如何。但又因「居民委員會」實際較偏向政府由上而下的控制，而「業主委員會」則為居民由下而上的完全自治組織，面對這兩種不同型態的組織，居民參與的意義又有所不同。 除了從政治參與的標的來檢驗居民參與的自主性之外，政治參與的動因亦是本文觀察的重點。政治參與的意義在於在其過程中能有效獲取政治知識及政治練達，也就是Myron Weiner所強調的自主性政治參與。但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所謂動員性的政治參與亦可透過政治學習的效果來增強政治效能感，而城市售後公房社區經常是透過動員性的政治參與來增加投票率。本文同時也將釐清動員性的政治參與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是否真能如Huntington所言，而這兩種不同動因的政治參與，也代表著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社區的居民的政治參與動因。 本文將檢視經濟發展是否造成政治參與提升的這組因果關係，而經濟發展高低程度的區別則以經濟發展較佳的商品房社區，以及經濟發展較差的售後公房社區作為區別依據。並且觀察這兩個社區的居民對於居民委員會以及業主委員會的參與程度來檢視政治參與的程度，並且加以分析政治參與的方式是否是以自身自主意識為主，而不是毫無政治學習的動員。藉由以上架構，來完成本文所欲探討的因果意識。

研究起點在於觀察到八○年代二現象之相近發生。其一，台灣學界漸興對中產階級之討論；其二，台灣雜誌工業較以往殊異發展。西方理論中對中產階級定義及其諸多問題莫衷一是，本文以如下方式討論階級：由生產關係的二元位置，至Wright加入三項資財，再至Bourdieu在實踐的經濟將社會空間中類似或接近位置的行動者視為相同階級的行為；相對地，中產階級的定義從據生產方式中的矛盾位置，而在多維度空間下場域、習癖、資本之不同位於不同位置。以此而觀八○年代雜誌工業之發展則具意義。此時已非教育之普及使印刷媒體有突破性的發展，而是特定消費型態及社會趨勢使印刷媒體受益，如八○年代財經、政論、女性雜誌的興起，九○年代國際中文版雜誌紛紛搶灘。其中，作者選定1981年創刊之《天下》雜誌為研究對象，其正為中產階級文化善意彰顯之例。在台灣，《天下》在象徵意義上常被標舉如社會良知，此卻易使人忽略其作為一份商品的存在；但《天下》不只是商品而已。在資本主義商業機制中，必須維持並擴充其自身的再生產；促使讀者消費《天下》，藉由對讀者的召喚以獲回應，對象為：以專技知識換取生產位置的中產階級為主，在其自薦廣告中，以時間壓力升遷壓力頻頻催促、完全繫於文化資本之有無，而《天下》正提供八○年代的管理與經濟學知識，對於企圖將文化資本轉化為組織科層升遷或經濟資本者，《天下》即為所需；就此而言，《天下》所傳散的正是生產力再生產的知識。

1987年政府宣布解嚴之前，威權黨國機器藉由土地改革、侍從主義、統合架構的治理機制完全壓抑了市民社會茁長的空間。19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國內外主客環境的鉅幅變遷，使政府對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支配力呈現了鬆動的情況，並導致威權轉型與政治解嚴的結果。從自主性、影響力和公共性等指標觀察市民社會的發展，發現此時台灣市民社會乃有趨於活絡的現象。 分析台灣市民社會在1980年代蓬勃的原因，在外部因素方面，有美國「中國政策」的調整、美國對台灣人權狀況的關心、中共改革開放的壓力，和台灣在國際體系中屬於「半邊陲」國家的特性；在內部因素方面，則有政治反對力量的參與、就業型態的改變、教育程度的提昇、經濟型態與所得消費的改變、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外來文化的刺激等，而另一不可忽視的因素，則是社會上新興中產階級的形成。 在政府威權轉型的過渡期間，因為市民社會帶領民眾衝撞黨國體制的經驗，使民眾從僅能接受統治的順民蛻變成為積極參與的市民。再者，隨著市民社會組織質與量的發展，它們無論是在公共議題倡導、公部門運作的監督、行政人才的儲備，或是積極的取代政府職能上，都呈現出其對台灣民主化的重要貢獻。 在台灣現今正歷經民主鞏固之際，而市民社會組織影響的範圍大體上只侷限在特定或單一的法令政策，對於全民層次或整體社會的影響力，反不如政府輪替之前而呈現出停滯甚至微弱的情況。總之，當前的市民社會在社會自由和社會福利的領域裡，已然呈現出它具體的貢獻，而在民主深化和鞏固的課題上，則仍留待未來的努力。

俗稱「大巨蛋」的臺北文化體育園區，自1990年代起出現於媒體報導中，市府於2000年定案落址松山菸廠，並在2006年與遠雄簽約以BOT興建大巨蛋。2014年11月市長選舉，柯文哲以無黨籍的身份踏入政壇，打破國民黨十六年的臺北市政府執政，上任後開始清查包括大巨蛋等「五大案」。不同政權對於大巨蛋的論述有不同策略，本研究透過都市政治的概念，剖析國民黨市府時代與柯文哲市府時代兩個政權，如何透過傳統媒體以及社群媒體形塑各自的大巨蛋形象。根據Stone（1993）以美國都市政權分析所提出的四種類型為基礎，本研究者聚焦在兩個政權的主要治理任務、選擇性誘因、所需資源等之論述。透過對於新聞報導、社群媒體貼文、官方新聞稿與官方網站的質化論述分析與量化內容分析，探討國民黨市府與柯文哲市府之都市治理聯盟的論述特徵與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國民黨市府治理聯盟偏向發展型政權，其論述特徵圍繞著體育發展為核心，包括將大巨蛋與國際大型運動賽事與國力象徵等概念連結，政治與商業合作開發，以及多功能用途場館來召喚市民支持。柯文哲市府治理聯盟的論述則偏向中產階級進步型、也具備臺灣在地特色的「程序主義型政權」，其論述圍繞著程序的重要性，強調都市計劃中法律程序及透明的重要性。兩者相較，國民黨市府論述著力於國家與體育發展，與資本關係較為緊密，柯文哲市府論述則連結中產階級價值以及市政的公民參與。但兩者皆忽略社會中環境保護的聲音，以及大型運動場館帶給城市的潛在負擔。本研究試圖在兩股政治勢力消長的動態演變中，分析此一期間都市政權對大巨蛋開發案的媒體論述轉變，藉由大型運動場館的再現建構，來反映出臺北的都市政治的意識形態爭霸過程，並重新反思大型運動場館建設之於城市與公民的意義。 / The project of Taipei Dome Complex (known as ‘’Taipei Dome’’) has been revealed in the media since 1990s. It settled in Song Shan Tobacco Factory in 2000 and later signed with a BOT (Build–operate–transfer) contract between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d Farglory Group. In November 2014, the mayor-elect Wen-je Ko, a non-party politician, ended 16 years of KMT rule in Taipei and committed to investigate so-called "Five Scandals”—the Taipei Dome, the Taipei Twin Tower, the Song 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the Syntrend Digital Park, and MeHas City. As the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 the issue of Taipei Dome were different among regimes, this study is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use of mass media and social media in construting particular images of this large-scale sport stadium in the constructing process by Taipei City Government under different mayors. This study focues on the main governance tasks—the selective incentives, the resources needed as the analysis structure of the two regimes—which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ut four types of America urban politics in Stone (1993). Through qualit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n various sources—including news reports, posts in social media, documents on official websites—this study study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of discursive strategies and struggles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Ko municipal governme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regimes. The KMT government favored the ideology of “development regimes” to mobilize the supports from citizens, which usually linked the Taipei Dome with the concept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such as the importance of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s, the symbolic national power, the close coopo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and the multifunctions of the Dome. Compared with the precedent regime, the Ko government has been inclined to the ideology of “middle class progressive regimes,” while also demonstrated a certain degree of “procedualism” under the particul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s in Taiwan. The discursive strategy of Ko governmen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legal procedure and transparacy in the urban plan and policy. In sum, the KMT government had a strong connection with corporations and highlighted the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and sporting development, while the Ko government has shown a connection with the middle class and attempted to involve civic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 However, both city governments ignored the voice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nd the potential harm of large-scale sport stadium to the societ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discursive struggle of Taipei Dome in the media represeantions between the two regimes and therefore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s of large-scale sport stadium on the urban development and citiz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