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國的司法活動，以「情罪平允」為最終追求的目標，本文希望能夠透過實際的規範與案例資料，詳析清代中國中央司法機關處斷模式的建立與運行。清代中國的司法處斷模式存在各種研究的可能，包括如何運用並解釋律例、依法判決的程度如何、規範與實踐之間的落差有多大……等，此外，從地方到中央，亦有不同層次的法律實踐模式。本文將觀察焦點集中在中央司法機關的法律論述上，透過具體的「威逼人致死」類型案件，進入眾生喧嘩的清代法律世界。 綜論之，本文所欲解明的問題有三： 一、「威逼人致死」律例規範宗旨及其變動趨向各是如何？ 二、如何達到「情罪平允」的目標？能否歸納出有標準可循的清代中國斷案模式？其中，「法」的作用有多大？ 三、「情罪平允」所展現的法律世界面貌為何？ 而本文的內容即依循這三個問題漸次開展鋪述，文分五章。首先掌握清朝威逼人致死案件的動態法律規範，並利用《刑案匯覽》、《刑案匯覽續編》、《刑案匯覽三編》系列案例集中，歸屬於「威逼人致死」門的五百多件案件，整理出中央司法機關在法律實踐中展現的說理方式，嘗試析出清代中央司法審判機關處理「威逼人致死」案件的原則，以及判斷個案處斷是否平允的標準。 此外，本文從「情罪平允」之終極目標與「引斷允協」的用法要求出發，歸納出清代中國的斷案模式，並在案件中發現兩者之間的衝突與調和。在清代中國的斷案模式裡，能夠兼顧「情罪平允」與「引斷允協」的判決，係最為理想的處斷結果，但一旦兩者間存在不可避免的衝突與扞挌時，「情罪平允」作為處斷的最高目標，優先性從而凸顯出來，而在法律實踐的過程中形成一套傳統中國式的調和方式。 透過「情罪平允」和「引斷允協」衝突與調和的過程，可以重新檢視清代中國司法中援法定罪、依法判決現象的更深層意義。從形式上看，清代中國對於「威逼人致死」案件的處理，均符合援法定罪、斷罪需引律令的規範。但細究實質的內容則可發現，在考量情罪平允之處斷結果的前提下，引斷未必能夠允協，面對這個現象，必須設法釐清的是，情罪之間的均衡與否應該如何判斷？既然在斷案模式中，可以捨棄最切合之法條，以求遷就妥適的刑罰結果，那麼，無可否認的是，個案處斷的結果，不可能只受到法律的限制與影響，必然有法律之上的更上位規範，在斷案過程中發揮功能。 申言之，司法官員對於定罪量刑的決定，係立基於律例的基礎架構上，運用人情、禮、道德、天理天道等漸層式的整體規範概念，不斷地對於刑罰的妥適性加以評判而來，傳統中國的斷案模式，在這樣的脈絡下，融合「法」與禮、情理、道德，做出符合形式上之用法要求並兼顧實質妥當性的判決。 最後，重新檢視傳統中國對於「法」的定位可知，斷案模式中對於引斷允協的用法要求，主要立基在君王對於審斷官員裁量權力的積極控制，用意在於「治理」、而不是「依法、尊法」。從斷案模式去看，講究用「法」，終極目標在「刑」；同樣地，在傳統中國的思想脈絡中講「法」，核心意義在「刑」。法律發揮的功能在於刑罰的懲治，用法的重點指向刑罰結果的妥適與否，情罪平允的法律世界由此誕生。 整體而言，本文從「威逼人致死」律例的規範出發，分析了該類案件，釐清清代中國的斷案模式，從而討論「情罪平允」目標在法律實踐中的最高地位，最終試論情罪平允法律世界中的法律觀與秩序觀。然而，對於清代的法律世界，本文只是一種嘗試性的重建，同時受限於篇幅與討論焦點，不得不將關注的法律意見集中在清代中央司法機關，而無餘力探究地方州縣衙門斷案模式的真實情況。傳統中國法律世界的全貌層次複雜而遼闊，本文只是小小的起點，更能綜觀全局的理論與論證開展，仍待日後進一步的深思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