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本身是一項政治過程，規劃理論的內涵與規範也必定隱含著政治上的意義與價值觀、權力關係的論述，而公共利益這個規劃的核心，其詮釋與認定影響規劃目標與過程甚巨；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空間規劃理論受公共利益認知的不同而有所變遷，進而產生不同的論述，並影響規劃的政治過程本身，而規劃理論的典範亦同。而公共利益的認知，則與政治體制有密切關聯：在民主政體下，公共利益也普遍的以民主、自由為出發點。 台灣因特殊政治、歷史背景，於戰後以威權體制強力主導國內事務，延用諸多西方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治理體制，其中以技術官僚為中心的決策體制帶來了舉世聞名的經濟奇蹟。在空間規劃上亦然，1960年代，台灣引進西方的理性規劃理論為空間規劃典範，在該理論的基礎上建置了如今的規劃制度之雛型，爾後，在數十年間因各種社會變動、政治情勢之影響，也配合我國的步入民主，規劃制度中也納入了民主程序。 然而這些改變並未使民眾對規劃更加信任或改觀。於1987年，後勁反五輕事件爆發；2009年，反國光石化運動席捲全台，歷經改變的規劃體制並未能平息民眾對規劃的不滿和抗議聲浪，而是帶來正好相反的結果。 由於規劃是一種政治過程，而政治的中心即在權力，因此，本文擬以權力三面向理論為根據，就後勁五輕以及國光石化的設廠及其抗爭經過來探討台灣的空間規劃之典範，並剖析在我國的政經結構下，規劃所扮演之角色，以及規劃實踐上的內涵，並提出改善目前情況的可能之建議：透過權力的重分配改善現有之不公平的規劃，從而達到更為符合民主體制的規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