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亞急遽的社會變遷過程中，台灣和南韓同樣面臨了快速工業化的衝擊，以及近年來社會文化的漸趨民主開放，或是女性經濟角色的大幅提升與女性意識的覺醒，皆可能帶來社會性別規範的鬆動，然而家庭內的性別分工並未有相對應的平等化現象，讓人不禁要問：家務為什麼仍然是女性的工作？ 本研究主要以台灣和南韓已婚者為研究對象，試圖利用性別角色論（gender role theory）、時間可利用論（time available theory）與相對資源論（relative resource theory）等不同的觀點來解釋台灣和南韓社會中兩性參與家務分工的差異。本研究使用來自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資助之「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1996年第三期第二次東亞組調查，以及同一份問卷由韓國延世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和美國芝加哥大學，在韓國共同合作蒐集而來的二筆資料，作為實證比較研究分析的基礎。 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在比較台灣和南韓家務參與比例的各種影響因素中，性別角色態度、相對工時與經濟依賴程度分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台灣和南韓已婚男性的性別角色態度愈趨平權，其參與家務的比例愈高；台灣和南韓已婚女性的性別角色態度愈趨平權，其參與家務的比例愈低。（2）在相對資源方面，台灣已婚男性基本上遵照「交換原則」的行為模式，以經濟資源作為籌碼在家務工作的協商上，擁有較多經濟資源者，也就相對具有較多優勢在減少家務工作的時間上。（3）台灣已婚女性符合了「性別展現模型」的預測，其經濟依賴程度與參與家務比例之間呈U字型（曲線關係），亦即負擔家計的女性非但不是以掌握較多經濟資源的優勢而少做家事，反倒是以多做家事來凸顯其女性特質的家庭角色。（4）南韓已婚男性和已婚女性大致上則依循「分配原則」的行為模式，夫妻雙方會在家庭及工作之間，將時間作最有效能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