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玄論戰」是民國重要論戰之一，不過其重要性不在於所討論的學術問題本身，而是在於其論戰的意義層面。論戰的真正背景是論戰參加者之間存在著「意義」層次的對立，所謂「意義」指的是價值取向的問題。在這種意義上說，至目前為止，在中國史學界最普遍接受的概念莫過於「中國科學主義」，以及它的評價問題。本文旨在（一）探討自中國與西方科學接觸以降，在近代中國思想界所產生的諸科學觀之性格；（二）以五四時期所發生的「科玄論戰」為例，探討兩種不同科學觀之間的衝突，以了解所謂「中國科學主義」在中國的意義何在。 首先，筆者欲呈現中國接受西方科學的模式，以便了解其科學觀的性格。因而將自明末清初西方科學第一次輸入至清末民初之際，分成三個階段，分別為：第一、明末清初（接受模式的預備期），第二、洋務運動時期（「器用」科學觀的成立，也是「中體西用」科學觀的確立期），第三、維新運動時期（制度化科學觀的成立期，同時擺脫「中體西用」科學觀的預備期），試論中國接受西方科學的諸模式。從中欲呈現中國傳統「格致」概念演變成近代「科學」概念的特徵，以利了解科學的地位在中國的歷史性格。 第二、以上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科學的了解為基礎，以辛亥革命至「科玄論戰」為期限，試論五四時期新知識分子的科學觀的面貌。筆者將彼時的科學觀視為作為思想、文化的啟蒙科學觀，因而以其科學觀的兩個特徵，即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為主軸，欲呈顯其與歐美實證主義、經驗主義、進化論之間的關聯。 第三、筆者在探討「科玄論戰」時，將論戰視為「中體西用」科學觀與啟蒙科學觀之間的衝突。換言之，即以道德統攝知識的科學觀與以知識統攝道德的科學觀之間的對立，並將後者加以理解為「從倫理學到物理學的文化中心的轉移」。因而本文透過探討三個筆者以為與科學主義直接關聯的問題，即科學與人生觀對立的涵義，科學的人生觀，中國精神文化－西方物質文化之對立，試重新評估「科學主義」在解釋歷史現象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