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ethics)一詞，意指風俗，習俗或習慣。然而，倫理選擇的 標準並非只以合乎抽象倫理原則為基礎，必須視所處的特殊狀況而定。公 共政策倫理乃是為企求與實現合理的政府活動與公共生活目標所選擇衡量 的標準。依普遍的說法，公共政策倫理乃指支配一個組織的成員或其管理 業務之道德行為的規則或標準。更具體而言，其目的在於指出人類行為的 某些準則，不僅是學科研究的取向，更重要的是，意涵著對於公共生活的 一種關懷。自一八八七年以迄二次大戰前夕，一般均以 W. Wilson「行政 研究」作為美國公共行政一個象徵性的起點。此半個世紀的時期正是人類 思想史上「科學主義」(Scientism) 鼎盛時期，在科學實證主義影響下， 「效率」、「效能」、以及「經濟效益」成為倫理選擇的標準。但是，由 於無法契合公共事務的實際需要，也無法成為有效解決人類所面臨迫切需 要解決的公共問題之指導，因而形成對於社會學科基礎的一連串攻擊與激 烈的批判。公共政策的倫理選擇，本質上就是人本身的問題。倫理標準乃 隨著公共政策與整體社會互動過程而變遷，而人類本身對社會本質觀點的 改變、知識基礎、方法論的變遷，同樣形成不同倫理標準的選擇。新公共 行政非常注意規範理論、哲學,以及行動主義(Henry,1989) ，當是公共政 策倫理最傳神的描述。公共政策倫理不僅是倫理標準的選擇問題，同時也 是倫理的實踐問題。在這個理念之下，如何重建價值的思考，如何強調自 由、民主、平等的傳統倫理標準，乃成為當代自二次大戰以迄，公共政策 倫理之核心課題。

摘要 「科玄論戰」是民國重要論戰之一，不過其重要性不在於所討論的學術問題本身，而是在於其論戰的意義層面。論戰的真正背景是論戰參加者之間存在著「意義」層次的對立，所謂「意義」指的是價值取向的問題。在這種意義上說，至目前為止，在中國史學界最普遍接受的概念莫過於「中國科學主義」，以及它的評價問題。本文旨在（一）探討自中國與西方科學接觸以降，在近代中國思想界所產生的諸科學觀之性格；（二）以五四時期所發生的「科玄論戰」為例，探討兩種不同科學觀之間的衝突，以了解所謂「中國科學主義」在中國的意義何在。 首先，筆者欲呈現中國接受西方科學的模式，以便了解其科學觀的性格。因而將自明末清初西方科學第一次輸入至清末民初之際，分成三個階段，分別為：第一、明末清初（接受模式的預備期），第二、洋務運動時期（「器用」科學觀的成立，也是「中體西用」科學觀的確立期），第三、維新運動時期（制度化科學觀的成立期，同時擺脫「中體西用」科學觀的預備期），試論中國接受西方科學的諸模式。從中欲呈現中國傳統「格致」概念演變成近代「科學」概念的特徵，以利了解科學的地位在中國的歷史性格。 第二、以上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科學的了解為基礎，以辛亥革命至「科玄論戰」為期限，試論五四時期新知識分子的科學觀的面貌。筆者將彼時的科學觀視為作為思想、文化的啟蒙科學觀，因而以其科學觀的兩個特徵，即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為主軸，欲呈顯其與歐美實證主義、經驗主義、進化論之間的關聯。 第三、筆者在探討「科玄論戰」時，將論戰視為「中體西用」科學觀與啟蒙科學觀之間的衝突。換言之，即以道德統攝知識的科學觀與以知識統攝道德的科學觀之間的對立，並將後者加以理解為「從倫理學到物理學的文化中心的轉移」。因而本文透過探討三個筆者以為與科學主義直接關聯的問題，即科學與人生觀對立的涵義，科學的人生觀，中國精神文化－西方物質文化之對立，試重新評估「科學主義」在解釋歷史現象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