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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門應用性學科的行政倫理研究，就必須探討行政倫理應該如何在公務體系中予以具體落實。過去無論在學界或實務界，大多探討如何防杜公務員諸如貪污瀆職、收受賄賂等防制性不倫理行為，而少見對促進性行政倫理思考的培養及行為的提倡，例如如何兼顧公平正義、如何考量公共利益等，使得行政倫理始終停留在消極防弊階段，而未提昇至積極激勵層面。故本論文認為，行政倫理的落實之道，首先應澄清其所包含的促進性（積極性）及防制性（消極性）行政倫理意涵。 行政倫理可探討的範圍極廣，小自公務人員個人的道德掙扎，如個人專業判斷及上級政策指示之間的相互衝突；大至政府整體作為的意義與角色，如近來企業型政府潮流引發部分學者對政府「公共性」的檢討等。在這些廣義與狹義的研究領域之間尚待深入討論的議題極多，其中公務機關內部中級管理者以其承上啟下的特性，其角色扮演及職能衝突是不容忽視的。特別是要檢視其在組織中的權利、所擔負的責任，及以其角色關係所面臨的倫理困境及解決之道，此即本論文所要探討的重心所在。 本論文分別自理論分析及實證研究二途徑進行。在理論部分，除彙整過去學者之研究成果外，並探討OECD部分會員國以及香港之行政倫理機制及舉措，從而歸納出建構一個完整的行政倫理機制，必須包含下列八項基礎要素：政治領導者的支持及允諾、可行的行為守則、專業的社會化機制、一個協調倫理機制的機構、支持性的工作環境、一個有效能的法律結構、有效的課責機制，以及一個積極的公民社會。藉此對照我國在健全行政倫理機制上所作的努力及尚待改進之處。 在實證部分，藉由對我國中央行政機關中級主管（即薦任九等科長）從事問卷調查，所欲瞭解者乃：一、形塑中級主管行政倫理認知的來源有哪些？二、中級主管的行政倫理認知變項有哪些？三、中級主管所面臨的倫理困境情況有哪些？四、中級主管所認知解決倫理困境的有效方法有哪些？並藉由這些實務調查結果，對照理論文獻分析結果的異同。 透過上述研究動機，本論文試圖達成之研究目的為：一、學理上之目的：藉由釐清及彙整影響中級主管倫理認知之因素，及中級主管所面臨的倫理困境型態，豐富行政倫理此一學科的應用研究內涵及旨趣。二、實務上之目的，有四：正確瞭解行政倫理具有雙元的具體內涵、作為公務人員行事的判準、初步建構一個適合我國的行政倫理機制，以及透過結構化的問卷調查，歸納出形塑我國中央行政機關中級主管行政倫理認知的來源，倫理內涵的重要變項，倫理困境的情況，以及解決倫理困境的方法等。 本論文研究發現： 一、我國行政倫理機制偏重防制性的禁止規定：我國現行有關行政倫理之舉措，大多著重肅貪等之除弊面，亦即偏重法規制度上對公務人員負面不倫理行為的規制，而較不重視對公務人員的積極激勵管理，則所有的努力終將只是消極性的避免不利因素而已，對於加強行政倫理重要性的認知，乃至提升政府對民眾需求的回應性，無異背道殊途。 二、行政主管之行政倫理困境：（一）做為公務員一份子所面臨的倫理困境：成員必須能忠於團隊的要求，不容許自我意識的堅持，乃將對組織的忠誠視為道德的最高形式而犧牲公共利益的考量。（二）作為組織管理者所面臨的行政倫理困境：由於行政主管往往同時肩負決策、管理及執行功能，故其倫理困境多來自其在政策倫理（整體）、組織倫理及個人倫理（個體）間之衝突，亦即尋求如何在組織需求、政治現實及個人價值間尋求均衡。（三）新公共管理主義下之行政倫理問題，包括：1、政府再造中「組織精簡」所引發之諸種行政倫理問題2、新公共管理「績效導向」所引發之行政倫理問題：過度強調績效的負面結果，會使政府服務的焦點集中在結果、標的及績效的測量上，於是公務員可能會為了組織的競爭優勢而喪失個人倫理原則。3、公共行政的政治性問題：由於缺乏客觀的績效評量標準，行政主管乃將完成上級長官的政治性指示當作個人績效。 三、行政主管倫理困境的解決之道：(一)建立制度化的控制策略：1、法令規範之限制：包括對防制性不倫理行為的規制，及對促進性倫理行為，例如揭發弊端等的保障；2、教化功能之發揮：透過倫理教育訓練，加強公務員對行政倫理規範的認識，並促進對積極性倫理價值的倡導。（二）全方位視野的培養：從注重個人的行為倫理轉而兼顧整體的政策倫理。 在改進建議方面：一、理論部分：（一）闡明行政倫理內涵之雙面性本質，（二）強調針對不同的文官對象，劃分不同倫理規範的必要性，（三）以法令規範及教育功能同時促進行政倫理的思考及作為；二、實務部分：（一）賦予中級主管較大的實質決策權，以促進正面行政倫理價值的提升，（二）致力建立一套健全可行的行政倫理機制，其中以政治領導者的以身作則及支持、訂定兼顧負面及正面倫理行為的行政倫理法，以及成立一個獨立於行政體系之外的政府倫理局，尤為重要。

電腦科技與通訊設備的日新月異，為人類社會創造空前的便利與益處，然而，新興資訊科技亦製造了許多倫理道德困境與嚴重的社會問題。當整個人類社會尚未建立一套規範使用行為的遊戲規則之前，資訊科技所帶來的社會與道德問題如竊取個人隱私資料、未經授權入侵電腦系統或資料庫或故意散播電腦病毒等犯罪行為，已先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為人類帶來不少的危機。在人類大力發展科技以滿足需求與慾望時，倫理考量可促使人類對基本人性價值進行反思與檢討。藉著資訊倫理概念的建構，充實資訊科技使用的秩序內涵，當可確保人類的尊嚴及社會體系的健全發展。 相較於其他形式的組織，政府可謂掌握了最龐大的人力、財力、物力，而政府的一些作為，也都與民眾的生計息息相關，如以儲存於政府電腦系統中的民眾隱私資料為例，倘若此些資料不慎外流或遭人盜取，不僅可能造成受害者之損失，並且也可能會導致人民質疑政府的能力，甚至對政府產生不信任(distrustful)的感覺，而影響政治體系的正常運作。基此觀點，本研究乃以公部門組織為研究客體，並擇選台北市政府公務人員為實證調查之對象，以了解渠等資訊倫理態度。以下謹將本論文內容結構，摘述於后：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目的、範圍、方法及限制，並對若干重要名詞予以界定。 第二章：資訊倫理文獻之探討。檢視資訊倫理相關文獻，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筆者由簡述資訊倫理的起源與發展出發，並探討資訊倫理的範圍，繼而從倫理哲學學說之內涵，嘗試發掘資訊倫理的哲學理論基礎；第二節，筆者則由數個資訊倫理相關行為模型中，發掘影響個人資訊倫理態度之因素；在第三節中，筆者對資訊倫理相關文獻研究進行檢閱、彙整與分析的工作。 第三章：實證研究設計。基於前章文獻探討之結果，確立本研究之研究焦點與假設，此外，本章並對問卷設計、研究對象、抽樣方法以及資料分析方法作一說明。 第四章：調查統計分析。主要係運用統計軟體，就問卷調查的結果予以統計整理，並加以分析說明。細言之，本章將說明填答問卷之台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公務人員的個人基本資料、渠等對資訊倫理的認知態度，並實證分析個人變項以及組織變項是否會影響行政人員資訊倫理態度。最後，筆者並以第二章文獻探討結果為基礎，嘗試探究調查數據所隱含的內在意涵。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乃將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之結果予以綜合性的歸納、整理，最後並就落實倫理再造工程、提昇公務人員資訊倫理認知，提出個人的淺見與建議。

本文旨在呈現三民主義倫理思想的內涵及其價值，並試圖結合現實環境，以申論三民 主義倫理思想在當時所展現的重要意義。 本文共分六章，約十五萬字。 第一章 先申論三民主義對吾人之時代需要及其當前意義，再論當前研究倫理思想的 重要性，以及本文之研究方式。 第二章 主要說明三民主義倫理思想的淵源，包括因襲中國固有倫理思想，擷取西方 倫理思想之精粹及經 國父、先總統蔣公二位偉人融鑄而成的倫理思想體系。並指出 三民主義倫理思想之特性。 第三章說明以倫理為本質的倫理的民族主義的時代意義。 第四章說明以倫理思想為經，以民主政治為緯，結合而成的倫理的民權主義的時代意義。 第五章說明以倫理為經，以科學為緯，結合而成的倫理的民生主義的時代意義。 第六章申論三民主義倫理思想的時代使命，並做結論。

自一九八○年代起，公共行政倫理即成為美國學界與聯邦政府共同關心的議題；而我國也由於近年來公部門組織許多弊案接二連三的發生，使得公務倫理、行政中立以及肅貪的問題再次被提出討論。一般民眾對政府常是一方面充滿著批評；一方面卻又充滿著期待，不滿的是行政效率的不彰，公共資源的浪費以及官僚體制下的腐敗。但卻希望政府能藉由不斷的改革與變遷，而能提供令人滿意的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公共服務，廣義而言有四種意義：「第一種是公務制度，指公務員的選拔任務的規制與實施，即所謂的公務人事制度；第二種是當作政府員工，包含所有替公共部門工作的人也可以概稱為公務人員；第三種是當作一種概念、一種態度、一種責任甚至是一種公共道德的感覺；第四種是相對於民間服務，由政府單位所提供的服務或事務如衛生、教育、社會福利等。而若依Public Service的英文字面看它是公共服務，在我國可能指的是各單位櫃台的便民服務，也可能擴大為由政府所提供的各種服務的環保、衛生、戶政、稅捐等」。在不同的意義中，本論文將公共服務定義為「相對於民間服務，由政府單位所提供的服務或事務；並且是一種概念、一種態度、一種責任甚至是一種公共道德觀。」因此，公共服務倫理，在於強調公部門所提供的各項服務中公共道德的面向；而以倫理的角度觀之，公共服務的提供必須滿足倫理的原則，以責任、公平與公道為期許，將人民所託付的權力應用於公共服務事業的完善上，確保所有必要性的公共服務事項皆能公平地提供。我國正從威權政體轉型到民主政體，行政官僚民主化、責任行政、及行政政治中立等相關問題成為公共行政研究上的主要方向。另一方面，公共服務的新觀念也正不斷透過變遷與改革，試圖使行政改革更具有公共道德的特性。因此，本論文研究的目的有三：一、回顧過去公共服務倫理的研究，試圖找出倫理的共識及公務倫理的建立基礎。二、倡導由組織與個人方面的努力，建立起更具倫理特性的公共服務。三、理論與實踐上的調和，嘗試將倫理化為行動力，使公共服務成為一種責任與道德的實踐。

企業界相信所謂「好的倫理為經營之道」（Good Ethics is Good Business），因而認同「倫理管理」的重要性；對公部門而言，倫理一直是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而且公務人員扮演著執行公共政策與落實公共利益的角色，因此，有關公部門「倫理管理」的議題也就顯得格外地重要。本文由行政倫理的概念出發，探討公部門組織結構中的倫理管理，並且參考Sheldon S. Steinberg及David T. Austern（1990）的論點，認為除了以法規來獲致與規範公務人員的倫理行為之外，在管理機制上還有四個重要的基本要素：「訓練」（Training）、「管理稽核」（Audit of Management）、「調查」（Investigation）以及「管理控制」（Management Control）。據此，本文以這四個要素檢視臺北市政府的倫理管理機制及運作情形，透過對臺北市政府政風處、人事處、主計處以及公務人員訓練中心等相關單位的深度訪談，分析其倫理管理的缺失，並提出建議與改進之道。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0118号 / 文博第743号 / 新制||文||646(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思想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芦名 定道, 教授 氣多 雅子, 准教授 杉村 靖彦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論文約計十九萬字，區分為六章。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經世思想的演變，第二節研究動機與方法；本章主要是闡述論 文的題目，以及界定研究的動機與方法。 第二章：時代背景及其思想的形成。第一節生平略傳，第二節時代背景，第三節思想 淵源；本章以此三方面瞭解顏元經世思想之所以形成的過程。 第三章：思想基礎，第一節重性善，第二節重習行，第三節重實利；本章是基於顏元 對人性的理解，以及他對「習行」及「實利」的重視，說明他的經世思想。 第四章：經世思想（一）。第一節重倫理，第二節重教育；他的倫理，教育學說是當 時不講求實用之反響。本章擬從他的倫理，教育觀點來進一步認識他的經世思想。 第五章：經世思想（二）。第一節論政治，第二節論經濟；本章是從兩方面探討他的 經世思想。一方面，是基於他對「人治」，「選舉」，「兵治」，「封建」等政治因 素的重視，另一方面是基於他對「井田」，「工商」等經濟因素的重視，研究他的經 世思想。 第六章：結論。第一節思想的檢討，第二節顏元對後世的影響；本章的重心是從他思 想的局限性以及沒落的因素來全面性的檢討他經世思想，並給予他歷史上應有的評價 。

依據Schein(1992)之理論，組織文化是一個組織中的成員所表現於外的共同行為模式，以及他們所共享的一套有系統的共同規範、價值、與基本假定的組成。其中，基本假定更是一個文化組成的核心要素，更是一個組織文化如何呈現的主要之基礎架構。基此，組織文化，可用於理解組織對於倫理規範的界定，並且能夠預測組織成員的倫理行為(Trevino, 1990; Trevino, Butterfield and McCabe, 1995)。 組織文化的精髓在於它是組織中的成員所共享的一套有系統的信念、規範與例則，由於組織文化具有這樣的特殊性，因此組織文化除了可以用於敘述組織的倫理環境，並且可以用來預測組織成員的倫理行為之外，更有一些學者(Sims, 1992; Hunt et al., 1989; Fudege & Schlacter, 1999; Hunt & Vitell, 1986, 1992) 基於研究指出，組織的倫理性組織文化能夠影響組織成員的倫理決策以及倫理行為，而這主要是因為組織所抱持的道德理念即是由組織文化所設定的。倫理性組織文化藉由人才篩選以及社會化的機制，可以控制組織成員的行為使之符合組織文化於倫理方面的規範與假定。這意味著若是組織文化中，含有倫理價值及道德規範等內涵，並且能夠建立一個鼓舞並且獎勵倫理性行為之環境或是建立起一個有益於促進倫理行為的倫理性組織文化，則可使組織之成員更傾向於讓行為符合倫理規範，並可預期員工的績效將會表現得更符合組織目標。則能夠促進組織成員展現出相應的倫理行為。因此，倫理性組織文化的確是是否會發生反倫理行為的重要決定因素。 而依據Trevino(1986)以及Douglas等人(2001)的觀點，倫理文化實受到領導者之領導行為影響甚巨。在領導與管理實務運作的過程，以及過程中所倡議的價值觀點，都會對於組織文化產生影響，甚至造成文化上的變動、衝突。 根據上述之理論，以及前述個人之研究動機，本文所欲研究之對象即是領導者之領導行為與倫理性組織文化的內涵之影響間的相關性，因此，本文期達成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究領導者的領導行為是否與倫理性組織文化之形成有關？ 二、 確認倫理性組織文化對於組織成員之行為是否有正面之影響？ 三、 探討既存之倫理性組織文化與後續領導者之領導行為的互動性情形為何？ 基於上述之研究目的，可以導出幾個基本的研究問題： 一、 組織文化的價值內涵是否真的共享於組織成員之間？ 二、 組織文化是否會改變組織成員的倫理觀點與信念？ 三、 組織文化是否真會影響組織成員之行為？ 四、 倫理性組織文化的形成是否受到領導行為的影響？ 五、 領導者替換後，組織文化會否因而受到衝擊？組織文化若受到衝擊，是否會造成改變亦或是組織文化改變了繼任領導者？ 依據上述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為基礎，經由文獻探討以及進行實地觀察、深度訪談研究之後，作者共提出八點研究發現，並根據研究之發現，提出相應之建議。

The term “global business” implies not only unprecedented integration of countries through trade, but also an amalgamation of cultural, social, and individual values which influences how corporate decisions should be made to fulfill expectations of shareholders and stakeholders.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how business ethics education impacts business students in consideration of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and individual values. In pursuit of this goal, the author recruited two groups of senior Taiwanese business students and one group of senior business students from the U.S.A. and conducted a survey-based experiment to measur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and business ethics training on the students’ business action decisions. Motivations for this research are twofold. First, much past research adopting solely Hofstede’s classic cultural model to compare international reception of business ethics has generalized a contradictory argument based on false cultural understanding; second, research associating a nation’s specific cultural characters with difficulty in pursuing business ethics has overlooked individuality in the face of questionable business conduct. The result at the cultural level comparison indicates that, except for behavior associated with bribery, business ethics education indeed creates universal agreement across different business ethical issues between the Taiwanese and American students. The consistency of their decisions and rationales towards questionable business actions suggests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not correlate superficial cultural characters with dissatisfying business ethics standards in certain countries. Rather, scholars need to explore social or individual incentives to encourage business practitioners to think and act ethical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parison of two groups of Taiwan students yielded a dissatisfying but inspiring result: the experience of receiving business education did not cause one group’s decisions to be more ethical than the other. The research’s expectation of business ethics education was not attained; however, this disappointment may encourage greater feedback from experienced business professionals for future efforts in business ethics teaching and research. A pedagogical approach which integrates business professionals may encourage more practical and applicable course design, as well as, facilitate genuine ethical business in an environment, such as Taiwan, where individuals are well-acquainted with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business ethics but encounter daily obstacles to their ability to opt for ethical a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