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從傅柯統管理性（governentality）理論及Beck的風險社會與反身性現代化理論的角度，來討論在全球生產網絡之下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歷程裡的國家角色問題。做為國家培植重點策略工業的高科技產業，被社會認為是先進、低污染、高獲利的產業。由於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的成功運用，讓台灣在高科技產業全球生產網絡中佔有一席之地，成為東亞後進國家發展典範之一。高科技產業也成為1990年代後台灣成長最快，投資金額最高的產業類別。透過理論回顧與個案分析，本研究希望藉著分析國家機關、公民社會等重要行動者的相關文獻、報導、論述與行為來回答下列問題：在全球生產網絡下，國家機關扶植高科技產業的政策背後隱含著何種價值？在台灣發展歷程中，新自由主義以及發展型國家如何逐步成為國家理性和統管理性？當風險社會逐漸形成，國家機關又如何回應新興風險帶來的衝擊？針對高科技產業發展帶來的新興風險，公民社會透過何種方式途徑去制衡影響國家機關以改變舊有統管理性？ 本研究認為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於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等因素的衝擊，國民黨政府統治正當性逐漸減弱。為了持續統治台灣，重視經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遂取代單純的維持政權存續而成為國家理性。國家機關透過引進技術、排除障礙和提供優惠等政策手段，在加上威權統治下對公民社會、環境與勞工權益的忽視和壓制，來引導和扶植高科技產業發展。本研究藉由檢視了霄裡溪污染、中科三期、中科四期與日月光污染等高科技發展過程的重大爭議案例。發現雖經過政黨輪替，但後續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仍接續運用過去的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透過土地徵收設立科學園區、提供租稅優惠和維持低度環境管制方式來促使高科技產業繼續擴張。但在民主化後，高科技產業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風險及副作用也逐漸於公民社會浮現，產生統管危機。而促使倡議團體與居民緊密合作，透過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與國際供應鏈施壓等方式，利用國家機關內部的相互制衡關係。希望能改變過去政府只注重經濟發展的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模式，使其朝向重視多元價值與風險管理的反身性統管化方向改變。雖然其一時之間仍無法完全跳脫舊有模式，但由於預警原則、資訊透明公開和公民參與等帶來統管藝術與管制技術的創新與變革，使統管理性能漸往反身性統管化的方向前進。藉由面對和處理新興風險歷程中的多元價值激盪與衝突，新自由主義國家理性亦逐漸受反身性現代化影響而改變。國家機關應體認除了發展經濟外，其亦有保護環境、保障人民健康與社會安全的職責，故應成為促使社會各種價值平等對話的價值平衡者。在科技與產業生態快速變化的今日，其亦應了解已無法再預先規劃經濟發展路徑。而必須以建構並維持公平、安全的產業發展環境來替代過去方式。成為「價值平衡者」以及「公平安全產業環境的建構者」，才是國家角色的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