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以Quincy Wright與David A. Baldwin的以「經濟」作為「外交政策」的工具－經濟權術（Economic Statecraft）來分析新加坡在1990年代至現今在中國大陸的四個園區計畫。由於其中牽涉到新加坡對外經略的作為，並且帶有實質外交意涵，因此本論文將此稱作為新加坡對中國大陸的「園區外交」。自1978年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以來，「政左經右」成為中共戮力於中國大陸整體發展的道路，並且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影響區域/國際體系。新加坡雖然相對於區域體系是個小國，但是她在區域/國際體系上合縱連橫，並且她的歷屆領導人均對中國大陸進行過「園區外交」，本論文即是探討整體園區外交的內涵與脈絡，以及其達成的外交效益。最後，不同於傳統上以現實主義理論分析新加坡外交政策，本論文嘗試從避險的角度進行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