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以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總力戰」時期臺灣文學者創作的小說作為研究文本。而綜觀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發展，1930年代中期，作家寫作技巧已更臻成熟、寫作題材也愈加豐富，然而臺灣總督府在1937年4月1日發布禁止使用中文的命令，接著又勒令所有文學雜誌廢刊。緊接而來的盧溝橋事變，時局的影響下，作家是不能發聲，文壇也轉趨寂寥。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配合戰爭形勢，日本政府積極在其所統轄下的地方實行皇民化運動，臺灣當然無可倖免。皇民化運動所牽涉的層面不僅在政治、經濟、軍事，也包括了文化，文學是為政治而服務，這時期的作品必須符合殖民當局的政策，作家的思想受到箝制。透過文學者對戰爭的協力，本論文將從總力戰的時空背景下，考察臺灣在物力、人力、心力三方面的動員，對當時臺灣小說的影響。身為殖民地的臺灣作家在作品表達不違背政策，但又保有自身創作空間，是這時期文學者創作時所面臨的難題。 在戰爭時期小說創作活躍的作家有楊逵、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及新生代作家周金波、王昶雄、陳火泉，他們創作出的作品在文學寫作技巧比上一代作家更為成熟，在他們純熟技巧下，所蘊藏的多元意含，提供了多義的解讀空間，也是這些小說最耐人尋味之處。在物力動員上，文學家的增產文學因應而生。小說中除了協力國策外，文學者們也反映出後方人民的艱苦生活，在殖民環境下，所遭遇到生活的困境、族群的不平等待遇，反映出殖民的不正當性。人力動員上，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志願兵年年以倍數增加，總力戰時期的臺灣小說也呼應了這股「志願兵」熱潮。在總督府「南進化」、「工業化」、「皇民化」的號召下，不論臺灣人民自願或被迫，都須為戰爭服務。面對日益強化的戰事動員，臺灣人民的好戰思想、青年鍛鍊，滲入日常生活中，也滲入了小說創作。透過文化動員，藉由作品宣傳，讓殖民政府所推行的政策能散布至島上的角落。在心力動員上，為配合殖民政府的皇民化運動，作家們必須在作品中表態自己的國族與文化認同，隨著作家不同的成長背景、人生經歷，自然也造就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表達方式，這些小說在戰後受到嚴厲的討論與批判，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對待。唯有在多重的考察下，才能更全面的探究總力戰時期下的文藝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