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東部地區在地勢封閉、位置孤立，以及自然環境惡劣等條件侷限下，具有開發遲緩、深受國家力量支配的特殊歷史發展脈絡；而在特殊自然環境與歷史發展脈絡下，東部地區亦具有族群複雜與邊陲性的人文特色。在這樣一個具有特殊區域性格的地域空間內，聚落的發展亦呈現出與眾不同的特殊模式。 清領時期下東部地區的聚落展與西部類似，開發初期同樣以港灣作為據點。在開山撫番政策施行之後，原有的港灣據點被軍屯與民庄所取代，聚落的發展亦由點狀分布逐漸向縱谷內部擴散。此時在卑南與花蓮港兩地，因街庄聚集而出現機能分工的情形，並構成初步的地域性聚落體系，但含括整個後山的區域性聚落體系尚未形成。 日本統治前期，總督府採行了因地制宜的特殊化區域政策，此時東臺灣聚落的發展大多延續清領末期的景況。明治四○年代後，在國家力量與民間資本的扶助下，計畫型的移民聚落與產業聚落開始出現。同時，隨著東臺灣各地的開發，鳳林、關山等地方行政中心開始形成；此外，在鐵路交通的聯結下，東臺灣逐漸形成以花蓮港、臺東兩大區域中心，配合縱谷內等距排列的地方中心，所建構出的四階層聚落體系。 日本統治後期，總督府對東臺灣的開發由被動轉為主動，一九三○年代中期以後，為了因應戰時資源的需求，各種新興的產業聚落亦開始出現。並配合交通網絡的建構，形成雙核心網絡。一九三○年代末期開始，原有的聚落體系開始出現分化的情形，聚落的階層數亦隨之增加。此外，各聚落透過交通網絡的聯結，亦形成一生產分工體系，在聚落分工體系之下，自日治前期開始的東臺灣區域重心轉移現象，至此已大致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