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就詩學研究或詩之創作來看，詩學理論，皆可謂居於重要的樞紐地位；進而言之，作為研究對象的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更可說是臺灣當代詩學理論之先行者，本就擁有值得學者深入鑽研、多方思索的重要價值——故此，對於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在詩學理論方面所留下的諸般成果進行深究與細思，就臺灣當代詩論的整體面貌而言，實有廓清源頭、釐清基調的深刻意義。 而之所以選擇「象徵」與「現代」作為研究開展的雙主軸，乃是因為此二關鍵詞彙本來就是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之詩論內容的交集與重心；換個角度來看， 若證諸歷史之客觀現實，則可發現不論是「象徵」或「現代」，其在語義使用上的共同表現，大致上皆包含了學術思想之特定主義（例如西方文藝思想理論中出現於浪漫主義之後的象徵主義與現代主義）、現實詩壇之具體派別（像是19世紀的法國象徵派與20世紀的中國現代派）以及詩學理論之普遍概念等常見類型；而就本文之研究目標來看，作為詩學重要概念的「象徵」與「現代」，方是筆者最為關切的焦點所在。 具體而言，紀弦、覃子豪、林亨泰三人在建構詩學理論時所提及的作為詩學普遍概念使用之象徵，與詩之結構型態、功能用途，以及詩之創作方法、閱讀方法與批評方法等詩論重要範疇，皆關係密切——簡言之，不論是詩本體之結構形塑、詩功用之順利發揮、詩創作之全面開展、詩閱讀之無礙得意，以及詩批評之價值呈顯，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皆一致認為，其中所不可或缺的必備條件，便是所謂的象徵。 所不同的是，或因個人特質之差異，或因現實處境之不同，紀弦等三人在開展其象徵詩論時，各有其側重之特點：例如，對於紀弦來說，如何透過具有可感形象特質之情緒與現實，將詩之本體順利象徵而成，乃是其象徵詩論中用力最深之關鍵；而對覃子豪來說，不論是將詩中具體形象之塑造過程加以細剖祥分，提出由外到內、主客交融與添意於象之三階段說法，以及接著探討詩中具象與抽象之意、三類美感和語言文字之間的關係，在在皆顯示出其對詩創作論與象徵之密切關心；至於在林亨泰的象徵詩論中，除了同樣兼顧紀弦與覃子豪所提及的各項詩之理論外，其對象徵一詞所具備之內涵意蘊，可謂闡釋週全：簡言之，透過對於西方學術理論的思辨、中國三○年代具體詩作的分析與詩學範疇之創作議題的審慎探索，林亨泰提出所謂的象徵既曾被視為象徵主義之根本性質，又能作為詩作韻味之產生關鍵，還可詮解成由實到虛的想像飛躍——此，亦為影響林亨泰在開展各式象徵詩論時所依憑的根本軸線。 至於在紀弦、覃子豪和林亨泰之詩學理論中與現代相關的部分，亦即針對所謂現代詩而專門提出的各式詩論中，最重要便是對新之概念的全力看重：簡言之，不論是在本體之範疇，亦或是創作之方法，紀弦等三人皆共同認為，新穎獨創，便是現代詩所最須具備的主要特質；此外，對於詩中各式可感之意象來說，亦為紀弦等三人眼中，在開展現代詩之本體論與方法論時，皆須格外留心之處——因為，意象不僅是現代詩組成元素中具有核心價值的一類，更是詩本體結構得以相互連結的重要樞紐，且亦在詩之創作過程中，肩負了使各式抽象元素能夠被順利表現的艱鉅任務。 換個層面來看，除了新穎獨創之高舉，以及對意象之重視，可說是同時籠罩詩之創作方法與本體層面的重要特性外，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對於現代詩亦提出了其他值得我們反覆省思的詩論觀點：例如，在現代詩之本體層面，紀弦等三人除了看重創新與意象之外，同時亦不斷呼籲對於詩之內在層面應抱持絕對的重視，並亦相當強調現代詩中審美感受的存在，對其總體性質、細部類別與基礎根源皆作出了詳盡的探討；至於，在現代詩之創作方法範疇來說，除了前述所提及的堅持創新與注重意象外，對於物我交融的週全闡釋，亦可說是紀弦等三人現代詩論中無法忽視的寶貴意見。 總的來說，通過以上的各式討論，當可推知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之詩學理論，在內容上可說展現出大同而小異的整體特色——詳言之，儘管對於詩中所蘊涵的音樂元素、感性之情與理性之思，紀弦等三人因各自有其獨特之堅持，故而在意見上無法形成統一；但是，除此之外，不論是對由實到虛之象徵關係與詩之結構型態、功能用途、創作方法、閱讀方法與批評方法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現代詩與新穎獨創、強調意象、重視內在、講究美感與物我交融等重要概念之間的彼此聯繫，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皆表現出了十分協調且得以相互融通的類似觀念。 更重要的是，在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的詩學理論體系中，所謂的由實到虛之象徵關係，以及兼具創新等五項特點的現代概念，不論是從西方象徵主義與現代主義之前後脈絡，又或者是從西方文藝思潮與現代詩之本體概念的交集聯繫來看，對紀弦等三人來說，詩學層面中的象徵與現代，本就是能夠相互交融、彼此貫通的重要詩學觀念。換個角度來看，在創建一己之詩學理論時，能夠將象徵與現代所蘊涵的各式特性，順利無礙地與詩學理論中各式重要論題充分結合，當可作為紀弦、覃子豪與林亨泰在詩學理論方面確實樹立起值得研究者不斷探索之重要成就的最好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