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討加拿大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的政治思想。泰勒政治思想深受個人身為英裔魁北克人、英加兩地學術薰陶、以及參與加拿大新民主黨活動等因素所影響，並與其亟欲建構哲學人類學之鴻圖，有著緊密的關係。泰勒反對笛卡兒式與洛克式的心靈理論，卻採取梅洛龐蒂的觀點，主張感知性知識乃是一種行動者知識的樣態，感知的內容從不是偶然地與世界連結，感知的主體是世界的化身，其身處的困境無法置外於其行動者的結構。泰勒更進一步抨擊當代自然主義假設背景祇不過是我們認知的因果性前提的看法，他主張背景乃是知識之先驗性、超越性的條件，但它不能完全地客體化，因為任何客觀的知識宣稱要被理解，其本身必需具備背景預設，這種反思之先驗性、超越性的層次充份顯示出客體化、表徵化世界的限制。泰勒遂借用加達瑪的視域融合概念來說明社會科學的詮釋邏輯，與自然科學的邏輯大異其趣。他更抨擊行為主義過度簡化人類的行為，竟將價值和實踐分離，導致價值和行動在具體生活經驗中的關聯性遭受排拒。泰勒更明確地批評原子式個人主義者的信念，也拒斥工具理性。泰勒因此提倡善的客觀性，強調人們與其道德經驗，從而建構其道德實在論。泰勒的政治理論則係挑戰現代以普遍主義為基礎的憲政民主制度之合理性，其批駁當代程序式的自由主義者對個人自主性之錯誤理解，並提出本真肯認之理論。從宗教、經濟、政治與道德等多元角度，泰勒爬梳西方現代性的源流，就中探討宗教在俗世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它竟成為政治認同的關鍵。他也追尋現代社會想像如何崛起，預視多元現代性的到臨。面對俗世時代人類處境，泰勒則導正孤傲人文主義之偏頗，企圖拯救大眾虛空無聊的生活。最後，本文對泰勒的理論在道德視域、政治哲學及現代性加以檢討，並以臺灣經驗的反省作結，期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