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法則 (Taylor rule) 認為央行關心的主要是產出成長與物價的穩定，利用利率工具促使產出成長與物價回到長期穩定水準。此法則由於操作簡單，容易為大眾了解，因此不但有助於人民對央行政策的監督，增加央行的責任感，也為民間提供一個預測未來經濟的工具，降低金融波動。雖然台灣每年仍會公佈貨幣數量 M2 的目標區，似採以盯住貨幣數量為主的貨幣政策，但近年來由於金融創新與自由化，貨幣替代品日增，貨幣的定義也日漸模糊，貨幣和產出及物價目標的相關性降低，我們因此有興趣檢測台灣央行的利率操作是否遵循泰勒法則。由於台灣是個小型開放體系，匯率對經濟狀況有很大的影響力，本文將匯率的變動引入泰勒法則， 和原本的產出成長和物價一同作為央行所關心的政策目標。匯率固有其重要性，但相較於產出成長和物價，對景氣的影響是間接的，所以本文認，央行對匯率的關心主要在其變動方向，而非變動幅度。在這種想法下，匯率在泰勒法則中將只是一個顯示其升降的指標變數。 本文在動態計量模型的設定上，考慮到內生變數間的同期因果關係，以及它們當中存在二元變數，故採用 Duker (2005) 裡所擬議的 Qual VAR (qualitative variable) 模型，使用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CMC) 進行估計。對於估計結果的分析，則大致如同標準的VAR模型， 除了比較模型估計的顯著性與係數大小外，主要是要進行衝擊反應 (impulse-response) 分析，檢驗在各個政策目標的隨機衝擊下，對央行所操控的利率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本研究探討國際投資人是否能夠藉由總體經濟指標、泰勒法則、以及匯率資料，捕捉無拋補利率平價假說的成立時間，以及判斷市場多空轉換的時間點，做好相對應的利差交易投資策略來獲得持續的超額報酬。利用時序變動型馬可夫轉換模型，分析2002年9月到2013年9月，共133個月之匯率資料，將樣本區間內的超額報酬資料根據資料特性利用模型分為兩個情境，再加入總體經濟指標變數、泰勒法則、以及匯率資料分析比較情境轉換因子對利差交易之超額報酬的關係。 經過實際驗證後的結果，發現泰勒法則雖然在文獻中扮演捕捉總體市場趨勢的變數，但在本研究之實證結果中，與利差交易之超額報酬的關係並不明顯，推測泰勒法則的合成過程可能隱瞞或消弭原始資料之資料特性。此外，觀察樣本區間內實證測試結果，發現實質匯率之資料，在景氣繁榮的金融穩定期時，能夠扮演預警的角色，因為根據二情境時序變動型馬可夫轉換模型之情境轉移機率矩陣估計的估計結果，發現實質匯率在多頭市場的情況下對於情境轉換有顯著的影響力，因此國際投資人能夠將實質匯率作為捕捉市場反轉與否的信號，建構相對應之投資策略，將情境因子列為考量，藉由預測下一期之情境使得投資人對於投資產生擇時機會，不論是發現市場將從多頭轉空，提早出場、或是預期市場會從空頭轉多，開始布局，都有助於增加利差交易之超額報酬。

本文旨在探討加拿大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的政治思想。泰勒政治思想深受個人身為英裔魁北克人、英加兩地學術薰陶、以及參與加拿大新民主黨活動等因素所影響，並與其亟欲建構哲學人類學之鴻圖，有著緊密的關係。泰勒反對笛卡兒式與洛克式的心靈理論，卻採取梅洛龐蒂的觀點，主張感知性知識乃是一種行動者知識的樣態，感知的內容從不是偶然地與世界連結，感知的主體是世界的化身，其身處的困境無法置外於其行動者的結構。泰勒更進一步抨擊當代自然主義假設背景祇不過是我們認知的因果性前提的看法，他主張背景乃是知識之先驗性、超越性的條件，但它不能完全地客體化，因為任何客觀的知識宣稱要被理解，其本身必需具備背景預設，這種反思之先驗性、超越性的層次充份顯示出客體化、表徵化世界的限制。泰勒遂借用加達瑪的視域融合概念來說明社會科學的詮釋邏輯，與自然科學的邏輯大異其趣。他更抨擊行為主義過度簡化人類的行為，竟將價值和實踐分離，導致價值和行動在具體生活經驗中的關聯性遭受排拒。泰勒更明確地批評原子式個人主義者的信念，也拒斥工具理性。泰勒因此提倡善的客觀性，強調人們與其道德經驗，從而建構其道德實在論。泰勒的政治理論則係挑戰現代以普遍主義為基礎的憲政民主制度之合理性，其批駁當代程序式的自由主義者對個人自主性之錯誤理解，並提出本真肯認之理論。從宗教、經濟、政治與道德等多元角度，泰勒爬梳西方現代性的源流，就中探討宗教在俗世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它竟成為政治認同的關鍵。他也追尋現代社會想像如何崛起，預視多元現代性的到臨。面對俗世時代人類處境，泰勒則導正孤傲人文主義之偏頗，企圖拯救大眾虛空無聊的生活。最後，本文對泰勒的理論在道德視域、政治哲學及現代性加以檢討，並以臺灣經驗的反省作結，期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效。

在金融市場及經濟環境多變的情況下，貨幣政策之操作亦日漸重要。台灣央行自2000年起，為了刺激經濟發展不斷調降利率，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同期間台灣都會區之房地產價格亦開始不斷持續上漲。由於低利率即表房地產投資的低資金成本，也提供了有利的房地產投資環境，因此台灣寬鬆貨幣政策是否導致房價的高漲值得探討。文獻中關於利率與房價的相關研究甚多，然對於利率所隱含的政策意義及功能仍少有著墨，因此本研究利用共整合分析及因果關係檢定，並以Taylor’s Rule作為貨幣政策指標，檢視台灣1991-2010年間的貨幣政策與房價所存在之關係以及其鬆緊程度，俾了解貨幣政策在房地產價格中所扮演的角色。實證結果發現貨幣政策與房價間存在長期均衡之關係，且兩者會相互影響。接著利用Taylor’s Rule為指標發現台灣在2001-2005年之貨幣政策過度寬鬆，雖使得台灣房地產景氣自2003年開始復甦，但持續的低利率政策，則為導致台灣房價不斷攀升之原因。 / Taiwan’s Central Bank implemented loose monetary policy through reducing interest rate since 2000 to stimulate economy growth. In the mean time, housing prices rose rapidly since low interest rates encourage housing investment. We therefore hypothesize that the loose monetary policy caused the surge of housing prices. Previous studies have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est rates and housing prices, they usually ignored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interest rate. This paper employs the Johnson cointegration test, Granger causality test and Taylor’s Rule as a benchmark to examine the monetary policy from 1991 to 2010 in Taiwan. We found the existence of two-way, long-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housing pric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re exists excessively loose monetary policy from 2001 to 2005 using Taylor’s Rule as the benchmark. The loose monetary policy caused the housing price to rise from 2003, and the persisting lower interest rates led the surge of housing prices.

本研究提出UIP、PPP、 MF、TR及TRa五種匯率預測模型，以新台幣兌美元即期匯率、遠期匯率進行避險準確率及避險成效的實證分析。資料期間為1996年12月到2012年10月的新台幣兌美元即期匯率月資料，資料來源為資料庫Datastream。 實證結果發現UIP、PPP、 MF、TR及TRa五種匯率預測模型比較分析中，若以相對購買力平價模型(PPP)進行選擇性避險，再搭配適當避險比率，其報酬率可能由負報酬轉為正報酬；避險績效衡量方面，以相對購買力平價模型搭配完全避險的績效最好。若以不對稱泰勒模型(TRa)進行選擇性避險，再搭配適當避險比率，報酬率明顯由負轉為正；衡量避險績效衡量方面，完全避險在風險降幅及下方動差避險績效衡量下，以不對稱泰勒模型搭配完全避險的績效最好。 / This study provides five exchange rate models to predict future exchange rate (UIP,PPP,MF,Taylor rule and asymmetric Taylor rule). We illustrate these methods by assessing the forecasting performance of five exchange rate models using monthly returns on TWD/US dollar exchange rate. The data are monthly exchange rates ranging from December 1996 to October 2012, using spot and one-month forward exchange rates form Datastream. We find that empirical models based on purchase power parity (PPP) and the asymmetric Taylor rule(TRa) outperform the other models in out-of-sample forecasting using the appropriate hedging ratio. Comparing the hedging performance between PPP and models, we find that the hedging performance by the PPP will get the higher return. However, the hedging performance by the will get the lower volatility.

本論文以研究管理學大師彼德杜拉克的思想架構和基本主張為重點，進而分析杜拉克 學說與歷代重要管理思想家和經濟學家之間的關連。最後，本論文比較杜拉克學說與 當代各管理學派的差異，並提出一項對管理理論的建議。 本論文共分五章，分別為前言、杜拉克學說的分析、杜拉克的思想背景、杜拉克與當 代各管理學派、結論。 第一章前言敘述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資料。 第二章分別討論杜拉克學說的意識形態、社會經濟結構和政策性的主張。 第三章分析杜拉克與泰勒、費堯、熊彼德等人在思想和論證上的關連。 第四章比較杜拉克與當代各家管理學派在研究方向、取材和作風上的差異。 第五章是綜合性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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