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edman法則已經是貨幣經濟學中一個基礎且重要的議題。職是之故，本論文使用貨幣內生成長理論來分析不完全競爭市場、生產外部性、廠商的獨佔力與交易性的摩擦如何影響貨幣政策的成長與福利效果。論文的第二章，我們建立一個具有不完全競爭市場與生產外部性特質的貨幣內生成長模型，並且貨幣當局採取釘住通貨膨脹率的方式來當作貨幣政策的法則。基於這樣的設定，我們不但可以探討貨幣當局是否可以利用釘住通貨膨脹率的方式來影響均衡成長率與就業，更能分析貨幣當局如何從福利極大的觀點來設定最適的通貨膨脹率。 第三章架構一個同時具有R&D與資本累積兩種經濟成長動能的貨幣內生成長模型，並且發現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導致R&D與資本累積的減少，進而傷害了經濟成長與社會福利。除此之外，透過R&D的管道，較高的獨佔力將增強貨幣政策的成長與福利效果。若透過資本累積的管道，較高的獨佔力將弱化貨幣政策的成長與福利效果。據此，獨佔力是否增強或弱化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乃是倚靠兩種成長引擎的相對重要性。在第三章，我們也使用美國與歐元區的資料來量化評估與比較這二個經濟體的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並且發現美國與歐元區經濟體系的R&D管道的影響力高於資本累積管道。 第四章乃利用一個以搜尋為基礎的貨幣成長模型來分析通貨膨脹的成長與福利效果。我們運用資本外部性的特質來驅動經濟的持續成長，並比較兩部門的搜尋模型與既有的交易付現(cash-in-advance)成長模型的通貨膨脹效果後，我們發現這二種模型對通貨膨脹效果有二個重要的差異性。第一，勞動內生在交易付現模型的通貨膨脹成長效果中扮了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然而，在搜尋模型之中，分權市場之消費效果才是一個影響通貨膨脹成長效果的重要管道。第二，我們使用量化分析來評估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並且發現貨幣供給長率降低至Friedman法則成立時，搜尋模型相對於交易付現模型有較高的福利利得。然而，貨幣供給成長率降低至零通貨膨脹率(zero inflation)時，交易付現模型卻有較高的福利利得。為何二種模型對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呈現相對性的結果？原因來自於內生成長的特質在搜尋模型的架構下產生了福利水準與通貨膨脹率的關係呈現非線性狀態。 / The Friedman rule has been a fundamental issue in monetary economics. This dissertation uses monetary 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 to analyze how market imperfections, production externalities, the market power of firms, and trading frictions influence the growth and welfare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In chapter two, we develop a monetary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with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production externalities. The notable feature of the model is that the monetary authority implements inflation targeting as a monetary policy rule. Based on the model, this chapter examines not only whether the anchor of the inflation rate set by the monetary authority governs the balanced growth rate and the level of employment, but also how the monetary authority sets its optimal anchor of the inflation rate from the viewpoint of welfare maximization. In chapter three we develop a monetary endogenous-growth model in which R&D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are both engines of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We find that monetary expansion hurts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welfare by reducing R&D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Furthermore, a larger market power of firms strengthens these growth and welfare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through the R&D channel but weakens these effects through the capital-accumulation channel. Therefore, whether the market power of firms amplifies or mitigates the welfare cost of inflation depends o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two growth engines. Finally, we calibrate the model using dat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 Area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and compare the welfare cost of inflation in these two economies and find that the R&D channel dominates in both economies. In chapter four, we develop a search-based monetary growth model to analyze the growth and welfare effects of inflation. We introduce endogenous growth via a capital externality into a two-sector search model and compare the effects of inflation to those from a standard cash-in-advance (CIA) growth model. We find two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pproaches. First, while the growth effect of inflation operates solely through endogenous labor supply in the CIA model, the growth effect of inflation operates through an additional consumption effect in the decentralized market in the search model. Second, we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welfare cost of inflation and find that the search model exhibits a larger (smaller) welfare gain than the CIA model when we decrease the growth rate of money supply to achieve the Friedman rule (zero inflation). These contrasting results arise because welfare is non-linear in inflation in the search model due to endogenous growth whereas it is linear in the CIA model.

各國中央銀行為達成貨幣政策之目標，經常採取包括公開市場操作為主之各種貨幣政策工具，藉著影響金融市場及金融體系，進而影響實質經濟部門。透過貨幣政策基本架構圖，我們瞭解央行運用各項貨幣政策工具，控制貨幣政策操作目標，進而影響中間目標，最後再擴及總體經濟目標。 就世界貨幣政策潮流來看，八○年以來，由於金融創新與經濟開放使貨幣總計數與名目GDP關係退化，各國因應其國情而採不同之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如新加坡重視匯率目標，日本及法國兼顧匯率及貨幣總計數，德國固守貨幣供給額目標，加拿大及英國等國家改採通貨膨脹率目標，美國則對多項指標予以綜合判斷。 未來隨著我國外匯自由化及國際化的進展，在2000年資本帳進出將完全開放，央行除穩定物價促進經濟發展外，更應達成穩定金融的首要任務，因而更需要廣泛掌握各項經濟金融指標才能針對快速變動環境擬訂及實施有效的貨幣政策。 本文目的即在透過Granger Causality Test，檢定貨幣政策操作目標對中間目標，操作及中間目標對最終目標之因果關係，並依循央行以穩定金融為首要任務，探討貨幣政策操作及中間目標對金融市場價量之因果影響，並涵蓋備受關注之股價及匯率對貨幣政策操作及中間目標之影響，希望能提供政策與管理當局制訂政策時更多層面的判斷資訊。 謹就五個管道驗證貨幣政策之傳遞效果，摘錄實證結果如下: 一、拆款利率對其他市場利率及貨幣供給額之傳遞效果。拆款利率和貨幣市場利率之相關度高，其他利率相關性低，而時間落後之因果遞延關係則依拆款市場所代表不同利率結構而有不同影響，因而央行要能有效釐定所謂同拆利率，才能有效建立利率傳遞效果。有關拆款利率對貨幣供給額的影響，拆款利率對貨幣供給額M_1B及M₂均有顯著影響，其中M_1B在檢定各期均達顯著水準。 二、準備貨幣對貨幣供給額及存放款之傳遞效果，無論自由化前期或後期，準備貨幣對M₂之影響期數者僅2-3期，而準備貨幣對M_1A及M_1B的因果關係在所檢定自由化後期，則每期均呈顯著效果，即以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之可測性而言，M_1B優於M₂。準備貨幣對存放款亦有相當程度之影響，而金融自由化前期存款絕對影響放款，後期則未出現因果關係。 三、貨幣政策操作目標及中間目標對金融市場之影響。 1.金融自由化前期：三種貨幣數量對不同市場價量影響不一，唯綜合觀察則影響程度相當，但市場受貨幣數量之影響，大致未若金融自由化後期。 2.金融自由化後期貨幣供給額中，M_1B對市場價量變化之影響期數最為廣泛，M₂次之，準備貨幣影響期數最少，利率的影響亦相當廣泛。 另從貨幣政策操作目標（拆款利率，準備貨幣）及中間目標（貨幣供給額M_1B及M₂）觀察各個金融市場受影響程度。 1.拆款市場：金融自由化後期，影響拆款利率最大因素為M_1B之水準，而影響拆款金額之最大因素為M_1B及拆款利率變動水準。 2.貨幣市場：金融自由化後期，貨幣市場利率最受準備貨幣及貨幣供給額M_1B之影響，票券發行餘額受拆款利率影響較深，而票券交易額受四項變數之影響均顯著，其中並以準備貨幣及拆款利率影響期數最廣泛（自由化前期影響票券交易額最主要因素為貨幣供給額M_1B）。 3.債券市場：債券市場利率水準無法檢定。債券市場發行餘額受影響程度不甚顯著，而債券市場交易額僅在自由化後期廣受貨幣供給額M_1B及拆款利率水準的影響。 4.股票市場：金融自由化前期，股市處平穩階段，主要以準備貨幣與股市總市值呈現統計值因果關係顯著。金融自由化後期，股價指數隨M_1B變動最為顯著，股市總市值亦隨之變動，至於股市成交額則未呈顯著因果關係。 5.存款市場：金融自由化前期長短期利率水準主要受準備貨幣的影響，金融自由化後期則受拆款利率影響最顯著，至於存款總額不論自由化前後期，因與貨幣供給額組成重疊而關係顯著。 6.貸款市場：金融自由化後期，基本放款利率在拆款利率調整後落後一、二期以金額或年增率水準觀察均會呈現影響現象，信用總量方面，貨幣供給額M_1B及M₂之影響期數增加，而準備貨幣影響期數減少，至於拆款利率亦有顯著及持續的影響。 7.外匯市場：金融自由化前期，貨幣數量對匯率僅有零星期數的影響，對外幣存款則毫無影響效果。金融自由化後期，匯率水準最受M_1B之影響，並受拆款利率落後影響。外幣存款亦受M_1B之影響，並受M₂之影響；至於銀行間即期外匯交易額，此處僅受準備貨幣及M_1B零星期數之影響。 四、股價指數及匯率水準對貨幣政策操作目標及中間目標之影響。 1.股價指數：金融自由化前期，股價指數在千點之下，對股市總市值及股市成交值影響不大，金融自由化後期，股價指數在落後二期影響股市成交值，並在落後三期起影響股市總市值。至於對貨幣數量之影響則無論自由化前後期，股價指數均對準備貨幣之影響表現顯著，唯自由化後期有提前發生現象。 2.即期匯率：外幣存款受即期匯率之影響甚為顯著，而自由化後期其效果提前顯現。至於金融自由化之前期，匯率變動對準備貨幣在落後半年後有顯著影響，自由化後期，準備貨幣、M_1B、M₂及拆款利率均未顯著受匯率之影響，可能因金融越趨自由化，多項金融市場之交互影響力越大，單一市場因素（如匯率）之相對影響程度變小了。 五、貨幣政策操作目標（準備貨幣、拆款利率）及中間目標（貨幣供給額M_1B、M₂）對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消費者物價指數、實質國內生產毛額）的影響效果。 在金融自由化前期，影響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最為顯著的因素為貨幣供給額M_1B，到了自由化後期改以準備貨幣及拆款利率為影響最終目標之最主要金融因素，M₂似與最終目標之關連較不顯著，可能因為貨幣的流通速度及貨幣乘數不穩定使然，也因此造成央行1997年改採新貨幣定義。 綜上所述：一、鑒於不同內涵之拆款利率對其他利率傳遞效果有異，央行以拆款利率為操作目標，似應先釐清拆款利率之內涵，透過建立有效長期利率指標並選擇與長期利率具關連性的合理結構拆款市場利率，以提昇拆款利率之傳遞效果及指標功能。至於拆款利率水準對貨幣供給額M_1B及M₂均有顯著影響，其中M_1B於落後一期起即顯現效果且檢定各期均顯著。 二、就貨幣政策操作目標對中間目標之可測性而言，M_1B優於M₂。 三、貨幣政策操作目標（拆款利率，準備貨幣）中間目標（貨幣供給額M_1B及M₂）對各個市場之影響程度不一，但顯見金融自由化後期M_1B及拆款利率影響極為顯著。其中尤以M_1B及影響最為廣泛，因而央行除達成M₂目標外，另以追求金融穩定之來看，央行似應兼重M_1B之穩定成長，並建立模型估測貨幣數量對各個金融市場之影響程度，並採相關措施兼顧M_1B穩定成長。 四、金融自由化前期，股價匯率影響準備貨幣較為顯著，而金融自由化後期，股市匯市之數量變數易受其價格變數之影響，但金融越趨自由化，多個金融市場之交互影響越大，單一市場因素對貨幣政策操作目標或中間目標之影響變小了。唯股價及匯率所衍生之資產選擇效果及匯率效果，可能直接影響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亦應受到重視。 五、隨著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的進展，影響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之因素隨之改變，近年來央行所強調之貨幣供給額M₂的關鍵角色在央行修訂貨幣定義後是否能顯著改善，需要有效監控外，並似應綜合判斷多項金融及經濟指標，才能達成多項貨幣政策最終目標。

過去二十年全球金融環境急遽變遷，金融創新、自由化、國際化等促使資金頻繁移動，導致利率及匯率劇烈波動，從而對貨幣政策產生若干影響，甚至削弱貨幣政策效果，影響所及，央行為達遏阻通貨膨脹與兼顧經濟成長等最終目標，其貨幣政策操作須較自由化以前更頻繁、更靈活。鑑於金融市場之變遷業已對貨幣政策影響經濟層面之傳遞管道造成若干衝擊，使傳統貨幣總計數作為金融指標之有效性產生質疑，致多數工業先進國家不再強調貨幣總計數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之重要性，較偏向利率目標之操作管理，亦不再僅釘住一個中間目標變數，而改採同時觀察多項經濟金融指標變動之多元化貨幣政策中間目標，或稱一籃貨幣政策中間目標。 　　本文之研究動機旨在透過國內外相關文獻之蒐集與研讀，深入剖析過去二十年全球金融環境丕變以來，主要工業國家之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之變遷，及利用檢定因果關係之Granger Casality Test的檢定方法，綜觀金融自由化前後（以民國七十五年為分界點）通貨淨額、M_1A、M_1B、M₂、準備貨幣、信用總量、利率、匯率等八種中間目標變數在金額實證基礎及年增率實證基礎下，以及在落後一、二、三、四期時，分別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實質所得或物價）間的關係，特別觀察我國央行現階段貨幣政策中間目標M2¹在實施金融自由化以後是否依然與最終目標間維持可預測穩定關係。另亦取本文我國金融自由化以後之實證結果部份與SEACEN²部份會員國加以比較異同處。 　　一般可充當央行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之變數，必須符合下列三大要件：（一）中間目標與最終經濟活之間具有緊密關連的關係。（二）貨幣管理當局可觀察中間目標之變動情形，用來預測最終目標之變動。（三）中間目標可為貨幣管理當局所控制。本文研究重點置於第（二）項，至於選擇中間目標之第（一）及第（三）項兩要件之重要性與第（二）項同等重要，將建議為後續研究方向。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探討文獻、第三章研究方法、第四章實證結果分析、第五章結論及後續之研究建議。謹將重要實證結果歸納如下： 　　（一）、八種目標變數對CPI³的影響，無論採金額或年增率實証基礎，在金融自由化以前，除M₂及準備貨幣較不顯著外，其餘目標變數均呈現相當顯著的因果關係。反觀金融自由化以後，同樣的目標變數除匯率（金額實証基礎）對CPI在落後三、四期時有顯著影響，信用總計數（年增率實証基礎）在落後四期對CPI有影響外，其餘目標變數對CPI均未呈現因果關係。 　　（二）、本實証結果顯示，狹義貨幣定義與CPI具有強烈的因果關係，而廣義定義M2對CPI則較不具因果關係，與其他國內文獻的實証結果頗一致。 　　（三）、八種目標變數對Real GDP的影響，無論採金額或年增率實証基礎，在金融自由化前後，貨幣總計數及準備貨幣等屬〞量〞的目標變數對Real GDP的影響均頗為顯著。換言之，金融自由化衍生目標變數對Real GDP的衝擊，不似對CPI的衝擊嚴重。 　　（四）、若個別觀察金額實証基礎及年增率實証基礎在金融自由化前後的實証結果，吾等可以清楚發現，採金額實証基礎，貨幣總計數等變數對Real GDP的影響，在金融自由化前後，大都在落後二、三期時呈現相當顯著的效果。倘採年增率實証基礎，則貨幣總計數對Real GDP的影響，在金融自由化以後，其遞延效果有往後延長的現象。 　　（五）、另就〞量〞變數（通貨淨額、M_1A、M_1B、M₂、準備貨幣、信用總計數）與〞價〞變數（匯率、利率）分別觀察作為中間目標的妥適性。我國長久以來控制〞量〞方式對CPI及Real GDP等最終目標的影響似較控制〞價〞的方式為優。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自由化以後，除匯率在落後三、四期時CPI顯著外，其餘目標變數均不顯著。上述現象充份反應出我國對匯率政策的重視程度及其重要性，以避免匯率急遽波動影響金融安定。 　　（六）、我國現階段續採M₂作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實証結果顯示在金融自由化前後其對Real GDP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但對CPI則不易觀察其影響效果。雖然中央銀行逐年對外公佈M₂的成長目標，但在金融自由化、國際化、全球化的金融環境務實操作下，央行亦同時觀察多種變數指標的變動，俾及時、適時採行因勢制宜措施。近十餘年來我國的CPI成長率均能低於為達成經濟成長目標下所設定之CPI成長目標，即是央行貨幣政策發揮效果的最佳例證。 　　（七）、至於我國與SEACEN部份會員國在金融自由化以後的實證結果比較部份，新加坡除外的SEACEN會員國在金融自由化以後仍持續以貨幣總計數作貨幣政策理想中間目標。我國實務上亦採貨幣總計數作中間目標的操作方式，惟因與SEACEN部份會員國比較時僅侷限於落後四期的比較基礎（採金額實証基礎），但依據實證結果顯示，我國M₂對最終目標的影響出現在落後三期，致同採落後四期比較基礎時，我國的實證結果部份未能顯示顯著影響效果。上述現象充份說明各國國情不同，所反映的貨幣政策遞延效果也不盡相同，倘採相同落後期數，似難以充份比較分析各國的最適貨幣政策中間目標。 --------------------------------- 註1　參見第一章第五節操作性定義9。 註2　SEACEN：The South Asian Central Banks，東南亞央行研訓中心。 註3　CPI: Consumer Price Index，消費者物價指數

1980年代後國際間金融市場自由化潮流及全球化快速發展，使現代國家難以置身事外，央行為達穩定國內幣值及經濟成長，需要考量外匯市場、實質經濟、資產市場這三方面的互動情形，平衡以免於衝擊，此時了解總體變數受國內外衝擊大小及其背後傳遞管道更為必要，如此才能訂定適當的貨幣政策以抵禦未預期衝擊。 　　本文係以SVAR模型探討匯率自由化時期總體經濟受國內外衝擊大小及變異因素變化，得到實證結果如下：緊縮性貨幣政策實施產出與物價短期不受影響，但匯率會先降後升，短期內可抵禦匯率波動；未預期匯率上升短期產出與物價有遲滯性反應，央行會對抵禦匯率波動沖銷，但不過度干預；國際原油價格上漲產出有落後反應，物價受衝擊後緩慢收斂，央行會因應供給面衝擊升息，匯率也會上升反應通膨預期；美國聯邦資金利率調升，我國產出會落後反應，物價短期則不能為國外利率解釋，利率則隨美國升息，匯率則會急降後回復原水準。利率的變異成分主要是M2與美國聯邦資金利率，顯見我國小型開放經濟特質；匯率變異，M2與美國聯邦資金利率占重要因素，另外美國產出也對我國匯率波動有重要影響；產出代理變數－失業率變異來源，貨幣總計數M2重要性次於本身，支持貨幣對產出有影響學說；核心CPI變異實質匯率、失業率占重要成分，顯見供給面對物價決定貢獻。 　　匯率自由化後貨幣對實質面與金融面變異有極高解釋力，可見貨幣在今日資金移動快速的全球化環境有重要影響，另外，美國產出對我國匯率波動有重要貢獻，顯現我與美方貿易密切，其國外產出變化會進而傳導至我國經濟。

台灣為一小型開放的經濟體系，國外經濟活動與金融商品的操作，使得央行對其最終目標的達成更加難以掌控，因此，選擇足以真實反映台灣經濟情況與貨幣市場之貨幣政策指標，將非常重要。 根據中央銀行自一九九○年以來即以M2做為觀察制定貨幣政策的重心，以及中央銀行貨幣供給政策管量不管價之原則，本研究以貨幣供給M2作為貨幣政策指標，並擇定利率、所得、物價，及匯率做為影響貨幣政策指標之變數，建構貨幣供給迴歸方程式，透過迴歸模型，利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LS）將各變數與M2間之互動性進行初步之分析，並對變異數不齊一、一階自我相關，及結構性變動等問題進行修正。 綜合本文之實證結果發現，中央銀行以M2作為貨幣政策指標，其貨幣政策之取向，明顯受所得、物價，以及匯率等三項變數之影響，亦即貨幣政策的制定主要依附於經濟成長、物價穩定，及國際收支等三項總體目標變數之變化。因此，本文以M2作為貨幣政策指標將可適切反映出經濟活動對貨幣政策之影響，並藉由M2之貨幣政策指標完成貨幣政策目標。至於利率對貨幣供給量之影響，雖然在初步迴歸檢定時較不顯著，但在考慮結構性變動後，亦獲得利率變數對貨幣供給有顯著性影響之實證結果。惟本文實證研究所涵蓋之時程相當長，在這段時間裡，不但台灣經濟結構發生變化，並且在利率自由化與金融國際化方面有相當之變革，使得中央銀行已難以完全控制貨幣供給的數量，這些都會影貨幣政策反映函數與相關變數間的關係，而這些因素將在後續研究中做深入之處理。

隨著金融自由化與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國與國間的經濟關係日益密切，台灣能否持續提昇在全球經濟的既有地位，更攸關未來的生存發展。尤其目前台灣與世界各國經貿往來關係處於既合作又競爭的局面，因此，未來在維持國內經濟金融穩定與提昇國家競爭力等方面，中央銀行都將扮演關鍵的角色。 本研究係採用1998～2005年間的時間序列月資料，以計量方法中的有限時間落差分配（Finite Distributed Lag, FDL）模型，推估法定準備率、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等四項主要貨幣政策工具的反應函數，以瞭解台灣貨幣政策在制定時重要的考量因素。而且，有別於目前既有的相關文獻，本研究於實證模型中加入選舉變數與政黨輪替變數，以探討首次政黨輪替前後，選舉因素是否會對台灣貨幣政策造成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貨幣政策在制定時所考量的因素，分別就四項主要貨幣政策工具的反應函數而言，中央銀行採取降低法定準備率的寬鬆貨幣政策，主要係為達成促進經濟成長、維持物價穩定、降低失業率及維持匯率動態穩定等四項目標與因應貨幣實際需求；中央銀行採用降低重貼現率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的寬鬆貨幣政策，主要係為達成維持匯率動態穩定的目標與因應貨幣實際需求；中央銀行採用降低短期融通利率的寬鬆貨幣政策，主要係為達成維持物價穩定、降低失業率及平衡國際收支等三項目標與因應貨幣實際需求。 　　此外，關於選舉變數與政黨輪替變數，對法定準備率、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四項台灣主要貨幣政策工具的影響，均呈現不顯著的結果。足以證明在首次政黨輪替前後，台灣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並不會受到選舉因素或政黨輪替因素的影響；亦獲致支持台灣中央銀行係在政治中立的基礎上，擬定與執行貨幣政策的結論。因此，針對媒體評述，台灣每逢重要選舉，執政黨偏好選前採用擴張性經濟政策，提升總體經濟表現，以贏得選舉，因而貨幣政策很有可能受到選舉因素的影響，但在對照本研究實證結果後，證明該項說法並不正確。 綜上所述，依據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台灣中央銀行主要貨幣政策工具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關係，不但符合理論面的要求，且在統計上亦多屬顯著，即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目的係為實現其最終目標。

摘 要 本文係以LSTAR及Switching Regression 模型作為計量分析工具，嘗試使用不同之狀態變數來解釋經濟狀之移轉，同時，利用LM Test檢驗各種法則中，目標變數前之係數在不同狀態下，是否會有顯著差異；即央行是否會因處經濟狀態之不同而有不同之貨幣政策行為。 經由實證結果可知：在LSTAR模型之下，我們無法確定央行是否會因所處狀態之差異而存在不同的貨幣政策行為；但是，在Switching Regression 模型之下，則可以明顯得出央行會在不同的狀態下，存在不同之貨幣政策行為；其中，在本文中所設定之各種央行目標下，央行對於實產出缺口具有較高之敏感性，亦即在不同狀態下，央行會給予實產出缺口不同之權重，其貨幣政策的確具有不對稱性。

本研究以價值型投資法為主軸，探討民國71至91年間，該策略運用於台灣股票市場之有效性。爾後加入其他變數（股市狀況、月份、規模、貨幣環境等），以了解價值型投資法在各變數之控制下，是否仍然有效。最後加入成長型變數，探討價值型投資與成長特徵相結合能否創造績效之提升作用。研究結論如下： 一、分別依據低市價/盈餘比、低市價/淨值比及低市價/銷貨比所形成的價值型組合，績效表現均優於市場組合及成長型組合，其中又以市價/淨值比之價值型組合最為突出。 二、不論處於多頭或空頭市場，價值型組合均能一致地擊敗市場組合及成長型組合。其中，空頭時期的價值效應較多頭時期明顯，此可能與價值型組合相對抗跌之特性有關。 三、台灣股市存在季節現象，且若運用前期季節特性構建投資策略於後期驗證，發現可獲得更佳之投資績效。此外，價值型組合之報酬不見得在每一月份均能擊敗成長型組合，其中在5、6月份時價值效應相對較為明顯，而在2月份則出現了負價值效應。 四、台灣股市之小型股績效表現優於大型股。而在控制規模因素下，價值效應於大型股中較為明顯，在小型股中則不太穩定，此可能因成長型組合之績效相對於價值組，較易受規模因素影響所致。 五、不論貨幣政策為寬鬆或緊縮，價值型組合之績效表現大多均較成長型組合為佳，其中又以貨幣寬鬆時期之價值效應較為明顯。 六、以過去一年每股盈餘成長率做為成長型變數，發現結合成長因子與價值型投資風格所形成的新投資組合，與單就市價/盈餘比所區分之價值型組合相比，前者並未帶來績效之提升。

近年來，國際經濟發展相當快速，倫敦金屬交易所(LME)的銅價由2008年12月平均每噸3,071美元，上漲至2013年11月每噸7,066.4美元，成長了超過一倍以上，銅在工業上被廣泛應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在西元1877年時，最早出現的銅期貨契約是在倫敦期貨交易所(LME)交易，銅也是LME最早進行交易的商品之一，LME其成交量也最大，成為國際貿易上交易熱絡的商品之一。 由於銅的生產集中於少數廠商，任何影響到主要產國或銅礦公司正常運作的消息，都可能使得銅價變動，而美國即是生產銅的重要國家之一。美國自2008年因次貸風暴引發金融危機，聯準會(Fed)便開始採取各種措施穩定金融秩序與提供市場流動性，其中最受關注的做法就是量化寬鬆(Quantity Easing; QE)的貨幣政策，而這項政策是否與銅價的變化具有關聯性，即是本研究的目的，而研究結果如下： 一、上海期貨交易所(SHFE)與倫敦金屬交易所(LME)公告之銅價皆會受前一期 數值影響； 二、趨勢調整後上海期貨交易所(SHFE)公告之銅價的指數平滑模型之預測力相 對較好； 三、在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第一輪及第二輪實施期間，釋出資金規模對銅價呈 正向關係； 四、在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第三輪實施期間，釋出資金規模對銅價呈負向影響 關係；

本文之主要目的在於建構一個包含金融中介之內生成長模型，探討當金融中介受到存款準備率的限制時，政府的貨幣政策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本文主要有二個部份，其一為一部門模型，所有消費財（包括現金財與信用財）與投資財（包括實體資本與人力資本）皆由一種生產函數所生產。其二為二部門模型，現金財與投資財由一種生產函數生產，信用財由另一種生產函數生產。金融中介在本文中負責吸收消費者的存款，並放款給廠商以購買生產所需之一部份資本，其本身並不使用任何資源。 在一部門模型中我們發現，存款準備率的存在會擴大政府貨幣政策的效果，存款準備率愈高，經濟成長率愈低，這是因為存款準備率的存在會扭曲資本的分配，使投資減少。在二部門模型中卻正好相反，存款準備率提高反而使經濟成長增加，這是因為在二部門模型中，成長的動力在第一部門，存款準備率提高使得資源由第二部門流向第一部門，故經濟成長率提高。 由本文可以知道政府對金融中介的限制的確會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存款準備率的存在會干擾資源的分配，但是其對經濟成長的影響方向則不一定，要視廠商透過金融中介所取得的資本用於生產何種商品而定，若用於生產資本財，則存款準備率提高會降低經濟成長率，若用於生產消費財，則存款準備率提高會增加經濟成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