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thesis consists of two essays on the relations hip between monetary policy and asset price dynamics. The first essay exa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Greece, Ireland, Portugal and Spain experienced property bubbles and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European Central Bank’s (ECB) monetary policy in th e formation of these bubbles in the period from 1999 to 2012. The analysis shows th at Spain and Ireland experienced the largest bubble formation followed by Portugal a nd Greece. Cointegration tests and VEC impulse responses indicate a significant long- and short-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ECB’s monetary policy and bubble formation in Greece, Ireland and Spain. The second essay examines long- and short-run dynam ics between global commodity prices, economic activity and monetary policy of Ch ina in the period from 1998M01 to 2012M12. While Toda and Yamamoto (1995) type Gra nger causality tests provide no evidence for a long-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 etary policy and commodity prices, VAR generalized impulse responses suggests that agricultural commodity prices overshoot in response to a drop in the real interest rate. The analysis further finds evidence that industrial metals prices tend t o be higher when China’s exchange rate regime is relaxed.

金融危機的發生時點難以衡量，而且金融危機所造成之社會成本實難以估計。因而筆者由事後補救的觀點，藉由第三代金融危機模型的設定，並納入自我實現預期的概念，來探討政府最適政策目標與最適政策執行方式之選擇，並比較在外生衝擊下產出、 匯率與利率的衝擊反應函數，以提供政策建議，期能降低危機所造成的傷害。 實證結果顯示，在執行簡單政策的情況下，雖然吸收衝擊的時間較短，但是會出現極不穩定的結果;而執行政策承諾與權衡政策的結果，雖是大同小異。然而在權衡政策下，經濟變數的波動性皆遠低於政策承諾之時。此外， 若政策目標為產出穩定，無論執行何種政策方式，約4至12季就能吸收衝擊效果。但是若為其他兩種政策目標，就只有簡單政策能緩和衝擊效果，至於採行政策承諾與權衡政策的方式，調整時間都極為緩慢，不利於經濟體系的發展。

金融部門與總體部門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金融部門的活動關係著總體經濟的熱絡與衰退；總體經濟的變化也時常影響金融部門活動。而貨幣政策為中央銀行穩定經濟的重要工具，在達成最終經濟目標前，時常會先衝擊金融市場的活動，進而影響就業、物價及經濟成長等總體面的經濟結果。本研究在基於金融部門與總體部門有著錯綜複雜的影響關係上，探討台灣在加入WTO後面對外來總體面的干擾時，分析貨幣政策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效果，以期能在政策的選擇上有較佳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以2002年台灣加入WTO為比較基準年，使用1998至2006年資料，以VAR模型與Granger因果關係探討貨幣政策與政策目標、金融市場間之有效性。實證結果發現，在貨幣政策目標間的傳遞效果上，以重貼現率作為貨幣工具無法有效影響操作目標；以拆款利率作為操作目標，在受到外來干擾下影響中間目標上有較佳的效果。此外，在貨幣政策目標與金融市場間的影響效果上，以準備貨幣為操作目標較能在受到外來干擾下影響金融市場；以廣義貨幣供給量M2為中間目標較能在受到外來干擾下影響金融市場。

在面臨2008年金融危機後嚴峻之需求面衝擊下，多國央行紛紛調降利率，甚至調降至零利率，以期望國家能盡速脫離經濟衰退。在利率調降的過程中，由於受零利率下限的限制，單純藉由傳統貨幣政策之調控，仍可能無法使經濟從嚴峻的需求面衝擊下恢復。因此，非傳統貨幣政策也在美國、日本、英國、歐元區等國家被央行所採行做為對抗經濟衰退的政策工具。在此背景下，我們想了解如何實施最適非傳統貨幣政策。 在最適貨幣政策理論發展中，最適傳統貨幣政策發展較早，因此也較為完備。而在最適非傳統貨幣政策方面，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這項政策工具已被引入最適理論中來進行討論，但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直至今日還未被引入最適理論中來討論。 因此，本文建構一個封閉的新興凱因斯模型(New Keynesian)，開創性的將量化寬鬆引入最適貨幣政策理論中，來討論最適傳統與非傳統貨幣政策，也藉此與過去文獻比較施行量化寬鬆與未施行量化寬鬆之影響。 / After financial crisis occurred in 2008, countries, such a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ited Kingdom, Japan and the euro area, have been mired in slow economic growth, compared with long-term, and have confronted with severe negative demand shocks which can’t be offset by zero interest-rate polic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where zero lower bound was present,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was implemented by central bank of each country to end up the economic recession prospectively. As a result, we are interested in how to implement optimal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The literatures regarding implementing conventional optimal monetary policy under demand shock were developed maturely. Forward guidance, one of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was already developed in field of optimal monetary policy under impacted by demand shock, but quantitative easing has not been conducted in the theory of optimal monetary policy so far. Thus, we construct a close-economy by New Keynesian model to conduct quantitative easing into the theory of optimal monetary policy to discuss the optimal conventional and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an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corresponding to the previous literatures which without quantitative easing.

本文以Blanchard " Output,the stock Market and Interst Rates " 和 Dornbusc- h " Expectations and Exchanqe Rate Dynamics " 為監本。探討貨幣政策對股價和 匯率的影響及股價和匯率的交互影響。以前與此有關之文獻皆采取完全預期，本文之 一主要特色為采用Muth之理性預期。 本文共分為四章：第一章，對過去的文獻加以回顧并對本文作一簡介；第二章，建立 一包括財貨市場、貨幣市場和股票市場之封閉經濟模型。探討在理性預期下 ,Blanc- hard Model與在完全預期下有何不同？并探討貨幣政策對股票的影響和分析結構參數 對股價跳躍幅度和變異數之影響。第三章，將第二章的模型擴充為一小型開放模型， 與 Dornbusch模型不同之處為本文假設資本不完全移動。并且探討股價和匯率之交互 影響。第四章，對本文作一結論。

Dornbusch （１９７６）〞Expectations and Exchange Rete Dynamics〞 一文發表 後，匯率的過度調整現象就成為學者們爭相研究的主題。而最近，學者們更進一步將 股票市場引入，使模型更加完整，其中以朱美麗、曹添旺（１９８７）一文為最。 本文修正朱美麗、曹添旺（１９８７）的模型，並假設資本不完全移動、債券不完全 替代，來探討非預期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及外國利率上升對匯率、股價與產出的影響。 在推論過程中，我們發現，體系受到衝擊後，可能為一穩定體系也可能為馬鞍調整型 的不穩定體系。在此，我們採用電腦數這分析來討論穩定體系的情況，並對衝擊後變 數之行進路徑作模擬，而馬鞍不穩定體系的情況，並對衝擊後變數之行進路徑作模擬 ，而馬鞍不穩定體系的情況可歸納以下幾點結論： 不穩定體系的情況可歸納以下幾點結論： （一）擴張性貨幣政策： １．長期而言，產出與股價的均衡值上升，而匯率之升貶未定。 ２．短期而言，匯率與股價會產生過度調整、反向調整與調整石足等三種情形。 （二）外國利率上升： １．長期而言，產出的均衡值上升，而匯率與股價之漲跌未定。 ２．短期而言，股價產生下跳型與上跳型之調整不足二種情形，而匯率則有過度調整 、反向調整與調整不足等三種情形。

本文旨在說明，于一兩部門無限期動態模型中，家計部門擁有本國貨幣與外國債券兩種資產，政府部門採用關稅政策與貨幣政策兩種政策工具，當小國的折現率與世界利率相等時，無論政府援用何種政策搭配，其最適政策皆符合時間不一致性的特性。

本文目的主要是探討貨幣政策對產出、 物價是否具有非對稱性的效果，進而希望尋求貨幣政策的合理取向。 我們探討的不對稱性有兩類，第一類是研究寬鬆貨幣政策與緊縮貨幣政策是否有不對稱性效果， 第二類是探討在金融市場繁榮期與蕭條期， 貨幣政策政策效果是否具有不對稱性，至於貨幣政策亦區分為「貨幣政策干擾」和「貨幣市場變數」兩種。 我們利用敘述法建立「貨幣政策指標」， 與貨幣總計數和重貼現率共同當作貨幣政策代理變數， 此外，亦嘗試利用主成份分析法建立一金融綜合指標，並藉其判定金融狀態處於繁榮期或蕭條期。 然後則進行臺灣地區的實證分析， 驗證貨幣政策是否存在上述的兩類不對稱性效果，實證期間則為 1971：1-1995：4。 根據本文的研究， 其實證結果顯示臺灣地區寬鬆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顯著地大於緊縮貨幣政策，這與國外實證文獻呈現相反的結果。 而在不同金融狀態下，亦發現貨幣政策對產出可能存在不對稱性的效果。 分析造成貨幣政策效果具不對稱性的原因， 可能是在於台灣經濟結構的改變、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後，貨幣傳遞過程與效力有所轉變所致。 至於寬鬆貨幣政策與緊縮貨幣政策對物價的影響並不顯著， 實證結果並不支持非對稱性假說。 而在不同金融狀態下，則發現貨幣政策對物價可能具有些許的不對稱性效果。 但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主要仍受石油價格、進口物價與季節性因素等供給面影響， 貨幣在物價膨脹過程中是扮演一充分條件之角色，有擴大成本加速上脹的助燃作用。

本文主要從國際貿易、資本流動與貨幣政策三個因素，分析中國貨幣當局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行為。在國際貿易因素方面，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受到出口競爭力、產業結構調整與貿易夥伴壓力的影響；在資本流動因素方面，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受到資本開放程度的影響，而資本開放程度又與金融體制的市場化程度有關；在貨幣政策因素方面，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受到貨幣政策自主性，以及宏觀調控有效性的影響。 本文研究發現，中國貨幣當局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是在制度轉型與結構調整的限制條件下，與出口貿易競爭力、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自主性三者之間相對重要性的權衡結果。在1994年至1997年期間，人民幣匯率政策選擇實質目標法，意即匯率政策服從於貿易政策，目的在增加出口競爭力與創造外匯收入。1997年至2005年前間，人民幣匯率政策選擇名目錨方法，意即匯率政策服從於穩定政策，目的在防範金融危機與總體經濟失衡，人民幣緊釘美元出現了「超穩定現象」。2005年以來，由於釘住美元的弊端與成本日益上升，包括人民幣低估造成出口高速成長所帶來的貿易夥伴促升壓力，資本管制效力下降造成熱錢流入所帶來的升值壓力，以及貨幣政策自主性下降造成宏觀調控效果不佳所帶來的升值壓力，中國貨幣當局調整了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選擇了較具彈性的參考通貨籃的管理浮動匯率政策。不過，由於調整幅度不大，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幅度在匯改初期相當有限，但從2006年5月以來升值幅度有稍微擴大的趨勢。展望未來，中國貨幣當局對於人民幣匯率將採取「緩中趨升」的政策，在此過程中，國際貿易、資本流動與貨幣政策三個因素仍將深深地影響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

本篇文章用縮減式迴歸來研究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貿易政策對國內政策有效性，以及比較朱衛華 (1990) 政府政策有效性是否和本文相同。 本研究目的有以下兩點，第一、在小型開放經濟體系中，政府推動不同政策下，何種政策長期效果較強。第二、以縮減式迴歸探討不同政策下，其對產出影響。除此之外，從大多數文獻中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比較，貨幣政策為強而有效的政策，而在國內貨幣政策有效性是否優於財政政策? 本文使用傳統的St. Louis模型與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估計不同政策的有效性，因為目前常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所以本研究主要採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再者時間序列模型皆會檢定期間內是否發生結構性改變，本文採用CUSUM穩定性檢定後，可以發現在2008年第3季後發生結構性改變，推估其結構性改變的原因來自於金融海嘯。 由於估計期間內出現結構性改變，因此參閱方惠蓉 (2002) 將結構性改變分段處理以利於分析結果，而本文將結構性改變分成兩段，分別為金融海嘯前與金融海嘯後。 最後可以從實證得知，三種政策在金融海嘯前皆為正向的經濟影響，強度大小由高至低排序為財政政策、貿易政策和貨幣政策，而財政政策在金融海嘯後是負向的影響，但是貨幣與貿易政策卻是正向的影響，此外貨幣政策在金融海嘯後強度大小位居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