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係以「溝通窘境」及「訊息一致性」為溝通行為之分析單元，嘗試建構一個可 能量化的溝通行為模式，並以企業組織上、下行溝通行為作為經驗調查之分析對象， 驗證模式之正確性，俾對理論建構的經驗累積有所獻替。 全文一冊約十萬言，共分為五章十六節： 第一章緒 論 敘述研究動機、目的、理論架構、問題與假設，以及有關名詞之操 作性定義。 第二章理論探討 剖析溝通行為特質、窘境的定義與測量方法、訊息的定義與測量方 法，以及先驗性的溝通行為模式。 第三章研究方法 探討調查對象、測量工具和分析方法。 第四章研究結果 分析經驗調查結果，並驗證研究假設。 第五章結 論 檢視研究結果，評估研究發現，並建議本研究領域今後繼續探究之 途徑與方向。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360度回饋的有效性，以及主管人員自他評一致性與領導效能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針對某國營企業之二級主管77人，三級主管57人，邀請其上司、同儕、部屬與受評人自己等（共九位）評鑑其管理才能。總計發出1206份量表，有效回收1162份評量結果。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評量來源彼此之間的相關為.26至.40。至於效度方面，360度評量得分與80％之效標達顯著相關，且相關係數多在.40以上。若以士氣、效率、滿意度等效標為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則發現360度回饋與傳統主管評量相較，其增加的解釋變異量之F考驗皆達顯著水準，此即表示360度評量結果可以提供更多的解釋變異量。 此外，本研究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不同自他評一致性程度的主管，在效標得分上有顯著差異存在，且經事後比較結果發現，「一致╱高」與「低估」的主管，在領導效能的表現上要優於「一致╱低」與「高估」的主管。最後，研究者提出本研究之限制，與各項具體的後續研究及實務應用之建議。

論文摘要 跨入新世紀的台灣，在享受電子業所帶來的MIT國際盛名之餘，也因面對「世界工廠」大陸的威脅、產業外移出走、全球化等等壓力，而開始思考台灣下一波的新興核心產業在哪裡。世界的台灣，與他人競爭的武器仍舊集中於產品製造的功能面與成本面，以及生產物流的運籌能力，這種優勢的確直接而有力，但唯一的罩門就在於「可複製性」與「可取代性」太強。 相對於過去以「有形」的產品來做為競爭武器，下一代的產業則是以「無形」的知識競爭力為主要方向，從有形到無形，兩條截然不同的路途，需要不同的思維方式。因此，企業應脫離傳統單一的功能性迷思，在產品品質之外同時經營自身品牌特殊的風格與形象，這樣不僅能增進不同品牌間的辨識度，更能提升顧客的購買慾與忠誠度。 一個品牌的建立，是一個「養成」的過程，是一個長時間投入資源，並依循著一個固定形象培育的過程。要成功建立並維持一個品牌實屬不易，不論是在縱軸面（企業涉及層面的深度）或是橫軸面（時間線的延續）都需兼顧。國內企業多未具備以下幾項認知：「品牌需自高層的企業策略出發」、「品牌需具備能傳遞意義的個性」與「品牌需具備長久的一致性」。 既然一個品牌所能提供的是產品在意義面上的附加價值，那麼，這個品牌本身所蘊含的精神自然是創建品牌時的第一個重點。原型所具備的心理力量極為強大，因為他是一種亙古不變、人人與生俱來的深層情感連結，而且原型所具現化的類型是擬人式的角色，代表某一種強烈的特質與存在目標。因此，將「原型」作為品牌精神建立的起點，與發展過程中的檢視標竿再適合不過。 本研究的研究動機在於檢驗品牌打造流程中的兩大重點：品牌個性（Brand Character）與品牌一致性（Brand Integrity）。

本論文研究藉由朱天心作品的全面梳理，自1977年《方舟上的日子》至2010年《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先藉由梳理作品內容，整理出各時期作品的主題、人物，並歸納出相同指涉的部分。另參考朱天心在報刊雜誌所發表的文章，佐以報刊、書評和座談會的紀錄等等，以認識朱天心的信仰思想內容，呈現其信仰體系表現的主要特質，分析討論朱天心的創作觀與寫作歷程，本論文研究也透過文本分析，以記憶與悼祭兩方面的內涵探討其作品的本質，論述、梳理朱天心在近四十年的書寫歲月中，作品的敘事形式的變化與本質的一致性。 論述的同時，本研究也需探討整理朱天心的創作觀與寫作歷程，從其初扣文壇，三三時期，可視作起始，而朱天心在訪談或是座談會中也表述過自己的創作初衷與對文學的態度，藉由朱天心自己的發言以及對其創作生命的詮釋，也是本研究梳理驗證的過程不可或缺。除整理朱天心的作品以及相關評論、交涉議題和座談會之外，本研究也會加入西方理論的思考，包括文學與真實的體感經驗，記憶的建構與重構以及敘事模式的梳整。

目前國內深入探討台灣民主轉型期民眾政策偏好的研究，其焦點大多放在國家認同、族群關係、政府體制、公民投票等重大政治議題上的衝突，但是現今的台灣歷經兩次政黨輪替，加上媒體發達，教育水準提升，民眾接收與分析資訊的能力劇增，因此會開始思考怎樣的政策有利於自己與整個社會，而不像以往容易被空泛抽象的統獨或認同議題牽著走，反而會花較多的時間去關心與自身息息相關的民生議題，此時了解民眾對各項具體政策的偏好，就變得十分有意義。 因此本文主要目的在於觀察當前台灣民眾的政策偏好與政府政策產出的一致性程度，以及民眾的政策偏好除了透過選票的方式，是不是還有另外表達的管道？如何表達？民意是否可以順利進入決策的核心，實質影響政府的決策制定？如何進入？在哪一個階段進入？政府官員對於民意的想法以及採納的情況為何？ 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透過相關電話訪問民調資料先觀察當前台灣民眾政策偏好與政府政策一致性的程度，發現民眾政策偏好與政府政策間確實存在不小的落差。另外，透過訪談在縣市政府政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局處長與議員，發現民意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的重要性亦不高，也可以說決策者對於民意還是抱持較為負面的態度。總而言之，本研究透過民意調查與質化訪談的方式初步觀察了台灣民意與政策互動的概況，發現其間連繫的強度尚有待加強。

品牌個性與真實自我、理想自我之一致性是指，消費者所知覺的品牌個性特徵與自我概念（真實自我、理想自我）之間的契合程度。根據過去文獻可以了解到品牌個性與自我概念之一致性與其他構念之間的關係：契合度愈高，顧客基礎品牌權益（簡稱CBBE）愈高、購買意願愈高，但是卻沒有一個研究包括這三個構念，是以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模式究係為何，是否包含第三變項的中介效果，目前的了解卻是有限。因此，研究者以自我概念一致性理論為基礎，試圖整合過去累積的研究成果，建構三者之間的關係模式，並以408位華碩筆記型電腦的使用者為研究對象，利用結構方程模式，企圖釐清不同面向的自我概念（真實自我與理想自我）與品牌個性之間的契合程度和購買意願的關係，並檢驗CBBE對於該等變項的關係之中介作用。 修正後的最終模式契合實徵資料，並有下列兩點主要發現：（一）品牌個性與真實自我之一致性既無法影響購買意願，亦無法影響CBBE；（二）品牌個性與理想自我之一致性無法直接影響購買意願，僅能間接影響之，影響途徑為：「品牌個性與理想自我之一致性」→「CBBE」→「購買意願」。本研究的發現與國內外文獻略有出入。其一，品牌個性與真實自我之一致性在模式中未呈現研究者所期待的影響力，這之間的落差究係隱含著什麼訊息，是否存有重要的變項未被一併探討，值得後續研究者的重視；其二，品牌個性與理想自我之一致性與購買意願之間原本是沒有關係的，係因CBBE的中介，而使過去研究有「偽關係」的發現。 本研究的發現：消費者理想自我的一致性經驗和購買意願並未存在直接關係，係乃透過其對CBBE的影響，而CBBE又再影響購買意願，間接影響之，不但突破自我概念一致性研究領域的藩籬，更具體彰顯CEEB的實用價值，而對品牌管理實務深具貢獻。特別是，品牌個性與理想自我之一致性提供品牌經理人創造品牌權益一個有效的品牌操作思維；而CBBE模式則可為檢測品牌體質與發展狀況之參考架構。針對研究結果的意涵與限制，研究者於文末進行詳細的說明與探討，並提出數項建議，以供後續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的參考。

Kydland and Prescott (1977)及Barro and Gordon (1983)提出權衡性的貨幣政策伴隨著通貨膨脹傾向問題的產生，之後陸續有許多學者提出解決之道。如將貨幣政策委託給保守的央行官員執行、政府與央行官員簽訂績效契約、央行官員訂定目標通貨膨脹水準、提升央行的獨立性及增加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等。這些解決通貨膨脹傾向的方法，不外乎從經濟或是政治結構、制度、貨幣當局的偏好及訊息等方面著手。因此，本文分別從結構面、訊息面及制度面探討如何降低通貨膨脹傾向。 首先，從結構面著手，考慮名目工資僵固性的問題。藉由工資調整指數的增加，一方面使短期Phillips曲線的斜率變陡，改變了通貨膨脹與失業兩者的抵換關係，打消央行官員採行權衡性的貨幣政策提高產出的念頭；另一方面則降低任用保守央行官員的意願，非保守央行官員將選擇較高的通貨膨脹政策。因此工資調整指數是否可以減少通貨膨脹傾向，將決定於這兩種影響的相對大小。 再者，從訊息面思考，民眾藉由央行官員宣示的目標產出水準的訊息，進行訊息提煉，修正通貨膨脹的預期，得到供給面訊息的透明度相對較低時，民眾會委託愈保守的獨立央行官員來制訂貨幣政策，進而改善通貨膨脹傾向問題的結論。 最後，從制度面作考量，同時考慮工會、貨幣當局與財政當局三種角色的模型，結果發現：當我們任用愈保守的央行官員執行貨幣政策時，其對通貨膨脹傾向產生的影響有二：一是愈保守的央行官員會降低民眾通貨膨脹的預期，且選擇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政策，其對通貨膨脹傾向的影響是直接且為負向的，這管道與Rogoff (1985)相同；另一則是愈保守的央行官員在執行貨幣政策時，工會就可以利用央行官員保守的特性，致力追求高工資加碼，而不必擔心物價的上漲，所以選擇較高的工資加碼，為因應工會的決定，央行官員在考慮財政當局的決策行為下，將選擇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來回應之，其對通貨膨脹傾向的影響是間接且為正向的，這管道與Rogoff (1985)截然不同。就是因為多考慮了工會的角色，讓民眾作出現與Rogoff (1985)不同方向的通貨膨脹預期，因此，我們才會得到愈保守的央行官員執行貨幣政策，其帶來的通貨膨脹傾向影響決定於這兩種效果的相對大小的結論。

在全球化影響尚未普及前，各國傳統上因為擁有特定優勢而或多或少具有一些代表性產品，當特定產品以及特定國家之間的連結歷經長時間發展會形成一種制約，使我們在想到特定產品時自然聯想到特定的國家，例如想到和菓子會聯想到日本，Usunier與Cestre (2007)將這樣的刻板化聯想稱為產品族裔（product ethnicity）。過去研究指出，當品牌的來源國與產品的族裔間產生不一致時，例如來自俄羅斯的紅酒，會使消費者對產品產生負面的評價。 　　本研究根據實務觀察而主張行銷人員可以策略性地運用「廣告人物的外語口音」做為降低消費者不一致感知的工具，以廣告人物的外語口音做為一種觸發，刺激消費者將品牌與特定國家產生聯想，例如本土品牌以帶有日語口音的廣告人物來推廣產品日式綠茶，此一手法可望調節消費者所知覺品牌來源國與產品族裔間的衝突。因此，本研究以「廣告人物口音」、「品牌來源國」、「產品族裔」三個元素切入，探討當廣告人物口音與產品族裔一致，以及當廣告人物口音與品牌來源國一致時的廣告效果。 　　本研究採2（日本品牌／台灣品牌）× 2（產品族裔為日本／產品族裔為台灣）× 2（廣告人物說日語口音國語／廣告人物說標準國語）的三因子實驗設計，結果發現，廣告人物的口音確實對廣告效果產生顯著影響，然而，廣告效果並不受本研究假設「產品族裔與口音間的一致性與否」以及「品牌來源國與口音間的一致性與否」影響。此外，研究結果發現消費者具有內團體偏見（in-group bias），相較於日語口音，消費者明顯偏好本地的口音，且此一結果反映於廣告效果之上，無論品牌或產品來自於哪一國家，以標準國語配音的廣告版本皆有較為優異的廣告表現。

本文旨在說明，于一兩部門無限期動態模型中，家計部門擁有本國貨幣與外國債券兩種資產，政府部門採用關稅政策與貨幣政策兩種政策工具，當小國的折現率與世界利率相等時，無論政府援用何種政策搭配，其最適政策皆符合時間不一致性的特性。

近年來遊戲與廣告結合的方式逐漸成為熱門的廣告行銷手法。遊戲式廣告（Advergaming）顧名思義就是廣告與遊戲的結合，利用消費者尋求娛樂的目的，企業主將品牌相關訊息整合成遊戲形式出現，希望消費者透過遊戲達到娛樂效果的同時，也能夠達到產品資訊或品牌認知的說服效果。 本研究檢視國內外對於遊戲式廣告的相關研究以及實務業者概況，試圖探討遊戲式廣告中的娛樂性、遊戲內容─產品特性的一致性、首尾頁品牌與產品資訊的有無對於記憶與態度的效果，以及認知專注（Cognitive Absorption）是否中介影響廣告溝通效果。 研究結果指出，娛樂性高低確實會影響產品特性記憶、遊戲態度與廣告態度。娛樂性亦會透過認知專注影響廣告態度，當娛樂性越高時，遊戲者會有越高的認知專注，也就越投入在遊戲之中，因而造成越佳的廣告態度效果。另一方面，娛樂性與遊戲內容─產品特性的一致性交互作用則未顯著。 另外，研究者發現首尾頁是否有品牌及產品資訊會影響受測者的記憶效果，當首尾頁有資訊的狀況下，受測者會有較佳的產品特性記憶與品牌記憶。而且在娛樂性與首尾頁品牌與產品資訊的交互作用下，當遊戲式廣告為高娛樂性，首尾頁有品牌與產品資訊可以顯著提升受測者的產品特性記憶效果。因此，研究者建議實務業者未來在操作遊戲式廣告時，若是能在遊戲的首尾頁放上品牌與產品資訊，就不必擔心遊戲的高娛樂會消彌消費者對於品牌與產品的記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