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隻是傳統農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畜，舉凡肉食、農耕所需之肥料供應乃至於宗教祭祀均扮演重要角色。台灣的平埔族群原已有飼豬之傳統，隨著漢人移民的到來與人民之交流，漢人引進的華南種豬漸成本島品種主流。來自於原鄉的育種與飼養技術也隨之擴展，傳統的相畜方法包含了對於骨骼與肢體發育評判等等與現代育種學共通的科學原則。但其中較受品種限制的毛色、腳色等判準固然有其飼養品種的適用性，但隨著文化與思想的根深蒂固，在遭逢新品種推廣時便會成為一種阻力，甚至被指稱為迷信。而在飼養管理方面，農家或有所謂豬圈的專屬飼養空間，但也多有四處遊蕩與人畜共處一室等情形，此不僅衛生不佳且易散播傳染病。 清代的台灣，官府對於畜產的改良與家畜衛生並無措意，日治時期所引進的農業改良與家畜衛生系統將農家的家畜飼養納入了國家管理的範疇並且運用了西方科學，令品種、育種、飼養管理到衛生醫療上都呈現不同以往的風貌。總督府在台灣進行的農業乃至於畜產改良至為廣泛，由於台中地區為目前史料保存最豐富與完整者，故本文選定台中地區為研究範圍，探討日治時期豬隻畜產改良與家畜衛生之發展。 日本領台後，本島的農業改良遵循著日本本土明治維新以來的調查、研究試驗、推廣的路徑，並配合行政與警察單位推動其事業。由於衛生與疾病有礙推動改良與保護既有成果，1896年（明治29年）便藉由暫時沿用母國法規的方式來推動獸疫預防工作，為台灣獸疫預防的濫觴。其後頒訂的〈台灣獸疫予防規則〉則正式確立了台灣家畜衛生系統的基礎，除對於法定獸疫規定，同時對於警察與行政單位之執行、獸疫之實務處理均建立起一套基本方法。醫藥上不僅引進近代西方科技的疫苗與血清等，同時也藉由法規將傳統獸醫排除於外。而日治台灣兩大代表獸疫牛疫、豬瘟的防治亦在此大架構下進行；豬瘟因對社會的衝擊較小，直到昭和年間方有總督府的先期小區域試驗與1934年（昭和9年）台中州的防治計劃。豬瘟終整個日治時期均未消滅，其問題主要在於當時的醫藥科技不足以完全解決問題，防疫時程與投入資源則在其次。除了疾病之外，總督府對於屠宰場、屠畜、肉品販賣等等肉品衛生事項亦設置相關法規，在空間的限制、人員的資格審核與登記制度下，確保消費者的食品安全。 在豬隻的品種改良方面，其技術的擬定主要透過總督府的研究機構如農業試驗場等進行研究試驗後確立方向並向下推廣。除品種外，尚有飼養空間、飼料兩個重點，品種的改良係以盤克夏種與在來種豬生產的雜種豬為主要目標，此有賴獎勵制度與嚴格的種源控制併行；飼養空間與飼料主要受到蓬萊米作成功下的多肥農業之互相帶動。 不只台中地區，整個日治時期台灣西部主要農業區域的豬隻改良都在總督府的政策下有著相同的定向發展。亦即由在來種豬隻轉變為土洋雜種佔絕對多數。但比起他地，台中早在總督府推動第二期計畫（普及盤克夏豬）前便已土洋易位，可說是成效卓著。台中初期推廣盤克夏豬時因農民傳統相畜觀念衝突與該種豬隻抗病力差的經濟因素而一時中挫，然而透過鍥而不捨的努力與技術能夠創造價值兩大要因，台中地區獲得此項成果。不過，改良成果雖然輝煌，以生產級進種為大宗的改良方式卻面臨了雜種豬至多只能利用至第二代雜種的問題，為此日治後期總督府始展開品種固定之研究並在戰爭時期推廣，顯示殖民地農業改良與科學具實用導向與根基不深的特點。 台中的豬隻改良在漫長的歷程中曾因各種短期性、結構性因素與政策改變而有頓挫。其一如員林、北斗等地芭蕉業衰微；其二為蔗作、甘藷間的耕地競爭與台北市場運銷商問題；其三則是豬瘟防治計劃推動後的數量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