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日治時期的「醫師」是新興的領導階層，醫師取得執照後其專業即受到保障。總督府對於開業醫師能夠干涉的部份較為有限，醫師的高收入與身份的獨特性，對於身處差別統治之下的臺灣人而言，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不過即便是醫師，也無法完全擺脫殖民統治的差別待遇；臺灣島內的習醫機會僧多粥少，有意習醫的臺灣人只能負笈海外，另一方面，總督府訂定的醫療規範，對部分的臺灣醫師產生排擠作用，在臺灣無法取得執照的醫師，前往規定較寬鬆的海外，也是開拓新天地的機會。 對於日本帝國而言，鄰近的中國始終是向外擴張的重要目標，同時也是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前往海外的主要目的地。由於醫療是日本帝國自我粉飾的重要手段，前往中國的臺灣醫師，可以視為帝國人才周流(circluation)的一種表現。 本文所要處理的課題，乃是以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醫師作為對象，探討日本帝國的發展，以及臺灣人的原鄉、人際網絡，如何影響臺灣醫師的流動？其階段性變化與區位差異性為何？ 本文首先探討總督府衛生政策與醫師的關係，以及總督府開辦醫事教育與臺灣醫師的養成過程，呈現殖民地臺灣衛生改造與臺灣醫師養成的相關性。其次以日本在華醫療事業作為討論的對象，探討同仁會、博愛會的活動如何影響臺灣醫師流動。最後探討臺灣醫師受到1930年代日本向外擴張的影響，在滿洲國、佔領地的發展情況以及戰後的流動與困境。 由本文的討論可知，日治時期臺灣人的行醫與習醫，受到島內與島外因素的影響，在華南、華中、華北、滿洲地區呈現區位性差異。另外，戰爭與醫學院校的成立，則是造成階段性變化的因素。其中，島內因素有三，為總督府的衛生政策、教育政策、對岸政策；島外因素有四，為習醫機會、行醫機會、日本大陸政策、臺灣人特殊身分與人際網絡。 總之，影響臺灣人前往中國習醫、行醫的背後原因以及分布形態的階段性變化，是殖民地差別性、日本帝國大陸政策、臺灣人際網絡、區位因素等所交錯影響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