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以《春秋繁露》為主軸，透過比較「先秦儒學」與「黃老思想」兩大面向開展論述，圍繞著核心議題 —「君權」，希冀探究《春秋繁露》如何使獨尊儒術成為可能。《春秋繁露》代表著政治思想，「獨尊儒術」意味著現實政治，一方面，現實的政治迫使思想內涵的轉變，為了見容於統治者，不得不汲取他家的優點以為所用；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的成功整合後，便影響了現實政治，改變了指導方針。 漢武帝即位後，政治上大一統時代已經來臨，由於漢承秦制，因此，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專制政治的成形。然而，秦帝國的覆轍，使漢王朝不可能公開擁抱法家，但在政治權力不斷集中於君王的情形下，以「君上虛靜無為」為當時指導思想的黃老學漸漸地無法配合武帝對內對外的統治需要。儒學的政治思想是以君主作為政治運作的重心，而好有為、貴等差、明尊卑、力主尊王攘夷等論述，對於鞏固政權是極有幫助。然而，先秦儒學的部分思想內涵卻與君權存有潛在的緊張關係。 為了得君行道，董仲舒轉化了先秦儒學與君權有所衝突的部分，特別是關於「忠君」與「君臣關係」的主張，以期適應專制體制。而如此轉變的啟發，恰恰來自於黃老學的相關概念；《春秋繁露》一方面借用黃老轉化先秦儒學，另一方面吸收黃老而超越之，形成一個全新的思想體系。於是，儒家邁入了實然的政治殿堂，並定為一尊，影響了爾後兩千多年的帝制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