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中國的定位到底是敵？是友？或亦敵亦友？中美的外交關係面臨擺盪起伏，而兩國的軍事交流更是讓人霧裡看花。因軍事交流身於外交及國防的交集處，因此為探討兩國軍事交流，必先釐清華府全球戰略意向及對北京的外交政策，方能了解兩國軍事交流的目的並進而預測其未來走向。 華滋(Kenneth Waltz)體系論提到，強權的興衰可決定國際政治運作的方式，國際結構組成，並進而影響國家的行為。冷戰時期，美國及蘇聯實力相當，國際社會一分為二，依照兩強所領導的價值觀而運作。在當時，美國戰略以發展軍事實力，保障本國及盟邦安全，避免兩極失去平衡為目標。除發展自身實力外，並以合縱連橫的方式，尋求他國的合作共同對抗蘇聯。 七0年代，蘇聯迅速擴張其勢力，美國擔心兩極就此失去平衡，恰於此時中蘇關係彽朝，美國利用此機會進行中美關係正常化。蘇聯持續擴張帶來的威脅，促使美國開啟對華軍事轉移，希望利用中國優勢地緣位置，以增加其國防實力的方式，牽制蘇聯的發展。從八0年代開啟的中美軍事交流目的很單純，一切以共同對抗蘇聯為目的。 一九八九年東歐變天，繼而蘇聯解體，國際政治成為美國獨霸的世界。華府將其全球戰略由對抗蘇聯，過渡為維持單極優勢領導。美國軍事國防存在的目的也由維持兩極平衡，轉變為維持經濟於區域存在的後盾。布希政府時期以「世界新秩序」為新全球戰略，強調透過美國領導，國際合作的方式達成美國治下的和平。亞太戰略方面，以扇形理論維持在區域內存在，避免單一國家控制區域內綜合資源，同時藉由與扇沿國家的互動，打造一個符合自身利益存在的安全環境。因中國自七0年代開始只是美國策略性聯盟的夥伴，在蘇聯這個共同敵人消失後，美國遲遲無法決定對這個世界第二大的共產國家該採取什麼態度，尤其是兩國軍事交流。老布希政府時期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恰好替美國暫停對華軍事交流找到一個藉口。自一九八九年六月，美方中止了八0年代開始大量的軍售、裝備合作及高層互訪。 美國自冷戰結束後發展的單極優勢領導全球戰略觀一直延續至今。在柯林頓時期名為「交往與擴大」，透過安全性合作、選擇性介入及預防外交等方式，建構起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在亞太政策上，沿用布希政府策略，更名為「新太平洋共同體」，以政治、經濟及軍事三管齊下方式，防止美國影響力無法進入區域，降低區域強權如俄羅斯、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在對華政策方面，美國本身即充滿矛盾，一方面是冷戰後失去敵人的沒方向感作祟，亟需尋求一替代的假想敵，一方面又需要中國在區域及全球安全議題共同合作，在兩者拉力下出現柯林頓政府時期對華「全面交往」及「建設性戰略伙伴」政策。 無論是「全面交往」或「建設性戰略伙伴」，都是美國希望透過「異中求同、求同存異」，爭取中國在區域、全球議題的支持，如北韓問題及武器不擴散議題。更深化的目的在於透過將中國拉入國際社會，運用融入、同化的方式，以影響甚至改造北京當局。兩國的軍事交流可視為美國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疑慮、對武器擴散的關心以及對區域安全關注的綜合產物。一九九三年中美「全面性交往」提供兩國重新開啟軍事交流的基礎。然因失去實質的目的，如共同對抗敵人，僅存策略目的，如上述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疑慮…等，使得雙方軍事關係在面臨李登輝訪美、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到轟炸兩次外交瓶頸後慘遭挫敗。 小布希上任第一年，美國便面臨了九一一恐怖攻擊，為了共同反恐的需要，美國放棄強硬單邊的全球戰略觀，將國土安全提升至戰略第一位，並爭取全球打擊恐怖主義的支持。在亞太政策上，除區域盟國外，亦相當注重與大國，如俄羅斯、中國及印度的交往互動。美中關係此時也從二00一年四月中美軍機擦撞陰霾中解凍，美國放棄稱呼中國為「戰略競爭者」，改稱「建設性的合作關係」。 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亦是種「異中求同，求同存異」的手段。兩國關係是否真的好轉，由當時一連串政府對華評估報告書中，證明美國對中國仍懷有強大的戒心。當時美國對中國的友善，不過是反映了專心反恐的需要，希望中國在各議題與之合作，尤其是維持區域的安定。軍事交流就是最好的印證，雖然九一一事件後兩國軍事交流大增，但細就其項目多為消極的嚇阻、預防衝突發生，就深度上與前兩任政府時期幾乎無異。 觀察一九八九至二00四年，中美軍事交流廣度展開，但深度並未增加。究其原因可歸為因兩國互相帶有高度戒心，而軍事交流不過是求取降低衝突發生的產物。在華府及北京仍相互定位不明、彼此疑慮的情況下，預料未來兩國軍事交流仍難有重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