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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 / From binLi to protocol: the courtesy ritual of enovys and the change of foreign-related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尤淑君, Yu, Shu Chu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論文為結合政治史、外交史及禮儀史的著作。以學界對晚清外交的研究為基礎,聚焦於「外國公使覲見禮」的制訂,並利用晚近整理出版的多國檔案、日記、回憶錄,及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外務部檔案等資料,重新討論清代賓禮體制的原型、變體及其過渡到西式外交禮儀的過程,分析中、西禮制的衝突根源,進而探討「天下秩序」與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的關聯。經本論文的考察,研究成果有四。
本論文先概論清代「賓禮體制」的運作過程,並說明康熙、雍正年間的「賓禮體制」具有相當大的彈性空間,其制禮原則不只是「朝貢禮」,還有用於不稱臣納貢者的「客禮」,作為「朝貢禮」的補充。
其次,說明咸豐君臣在《天津條約》的約束下,不得不允許公使駐京等條款。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不完全是清政府因應對外交涉的新局面,更多是出於維護「賓禮體制」的考量,並延續過去「督撫外交」的成例,由三口通商大臣、五口通商大臣作為對外交涉的第一線。
再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援引康熙、雍正年間款待俄國使節團之事,重新提出「客禮」,讓「鞠躬禮」與「跪拜禮」不再是絕對的對立,反而有變通的空間,讓外國公使得行「鞠躬禮」。清政府利用「客禮」概念,以「天下秩序」包容歐美各國與中國的政治關係,再將外國公使定位為皇帝的「客臣」,並將「外國公使覲見禮」解釋為皇帝優禮外使的恩典,遂得到中國官民的認同,維護皇帝作為「天子」的至尊地位。
第四,《辛丑和約》簽訂後,清政府雖透過擯者轉譯的方式,讓外國公使仍是皇帝的「客臣」,不致出現君臣逆位的狀況,但清政府只能在形式上維持皇帝的權威。外務部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用「名分秩序」,作為涉外禮儀的制禮原則,「西禮中用」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表示清政府無法再以「天下秩序」包容歐美各國與中國的關係,只能藉由「國際法」的慣例,利用條約去約束外國官民的行動,以挽回中國的利權。
最後,經本論文對「外國公使覲見禮」的考察,得知「賓禮」到「禮賓」的改變,並非一蹴而成的,也不是全出於外國公使的逼迫。清政府面對外來刺激時,自有其內部轉換的機制,不僅有外在形式上的變革,更有內在觀念的調整,故清政府提出「客禮」概念,作為中禮與西禮的過渡禮儀,也是「天下秩序」與「國際法」的思想銜接。當「客禮」無法再解釋公使請覲,清政府廢除禮部,「賓禮體制」宣告結束,「天下秩序」也不再是清政府對外關係的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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