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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 / From binLi to protocol: the courtesy ritual of enovys and the change of foreign-related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尤淑君, Yu, Shu Chu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論文為結合政治史、外交史及禮儀史的著作。以學界對晚清外交的研究為基礎,聚焦於「外國公使覲見禮」的制訂,並利用晚近整理出版的多國檔案、日記、回憶錄,及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外務部檔案等資料,重新討論清代賓禮體制的原型、變體及其過渡到西式外交禮儀的過程,分析中、西禮制的衝突根源,進而探討「天下秩序」與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的關聯。經本論文的考察,研究成果有四。
本論文先概論清代「賓禮體制」的運作過程,並說明康熙、雍正年間的「賓禮體制」具有相當大的彈性空間,其制禮原則不只是「朝貢禮」,還有用於不稱臣納貢者的「客禮」,作為「朝貢禮」的補充。
其次,說明咸豐君臣在《天津條約》的約束下,不得不允許公使駐京等條款。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不完全是清政府因應對外交涉的新局面,更多是出於維護「賓禮體制」的考量,並延續過去「督撫外交」的成例,由三口通商大臣、五口通商大臣作為對外交涉的第一線。
再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援引康熙、雍正年間款待俄國使節團之事,重新提出「客禮」,讓「鞠躬禮」與「跪拜禮」不再是絕對的對立,反而有變通的空間,讓外國公使得行「鞠躬禮」。清政府利用「客禮」概念,以「天下秩序」包容歐美各國與中國的政治關係,再將外國公使定位為皇帝的「客臣」,並將「外國公使覲見禮」解釋為皇帝優禮外使的恩典,遂得到中國官民的認同,維護皇帝作為「天子」的至尊地位。
第四,《辛丑和約》簽訂後,清政府雖透過擯者轉譯的方式,讓外國公使仍是皇帝的「客臣」,不致出現君臣逆位的狀況,但清政府只能在形式上維持皇帝的權威。外務部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用「名分秩序」,作為涉外禮儀的制禮原則,「西禮中用」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表示清政府無法再以「天下秩序」包容歐美各國與中國的關係,只能藉由「國際法」的慣例,利用條約去約束外國官民的行動,以挽回中國的利權。
最後,經本論文對「外國公使覲見禮」的考察,得知「賓禮」到「禮賓」的改變,並非一蹴而成的,也不是全出於外國公使的逼迫。清政府面對外來刺激時,自有其內部轉換的機制,不僅有外在形式上的變革,更有內在觀念的調整,故清政府提出「客禮」概念,作為中禮與西禮的過渡禮儀,也是「天下秩序」與「國際法」的思想銜接。當「客禮」無法再解釋公使請覲,清政府廢除禮部,「賓禮體制」宣告結束,「天下秩序」也不再是清政府對外關係的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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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大禮議與明嘉靖朝政治文化尤淑君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文擬以明代大禮議事件,作為研究嘉靖朝政治文化的切入點,試圖透過名分禮秩的角度去分析大禮議牽涉的「七爭」 、頒佈《明倫大典》 及國家禮制變革三方面,找出政治權力、儒家經典詮釋及國家禮制三者的關係,以瞭解嘉靖朝的政治文化有何變化。本文提出的問題如下:
一是嘉靖君臣如何透過經典再詮釋的方式,建構人情論的理論體系,說服士人接受「大禮議」的結果,而嘉靖君臣又如何逐步變易國家禮制,證明政權的正當性基礎,完成皇權重塑的目標。並且觀察後來隆慶朝至崇禎朝的歷朝皇帝如何處理睿宗獻皇帝的祧遷問題,回過頭來證明嘉靖皇帝是否成功地建立了自身世系的正當性。二是嘉靖君臣面臨公私衝突時將會如何抉擇,這些抉擇又會使嘉靖君臣關係與權力分配原則產生何種變化,從而觀察權力核心中的政治人物如何去界定自己在團體中的地位、擁有的職權範圍與政治結構中的既有限制。並且探討大禮議將如何影響嘉靖朝各種團體的人際關係、權力結構及政治生態,從而討論嘉靖皇帝如何能成功箝制士人對大禮議的不滿輿論,探討皇權伸入官僚體系的政治效應。三是大禮議的結果將使名分禮秩出現何種危機,而名分禮秩的危機又會使嘉靖朝造成何種政治效應。再從名分禮秩的意義去討論皇權究竟要作為包括廣大臣民在內的公共中心,還是作為保證皇帝個人私利的手段呢?一旦皇權的公共性質隱晦不明時,將對整個社會秩序造成什麼樣的後果。並且探索士人們如何依循政治權力、社會經濟與思想文化的變化,藉由儒家傳統經典再詮釋的方式,力圖讓名分禮秩回歸「合禮」的軌道,從而限制皇權的範圍,讓政治秩序與社會秩序回復合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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