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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黨爭對蘇轍文學創作的影響

李佩如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論文的切入點在於黨爭與蘇轍文學創作間的關係。黨爭、蘇轍、文學作品,這三者間的關係,不只是單向式的黨爭刺激蘇轍,蘇轍將刺激後的反應轉化為文學形式,寫成詩歌或文章(即:黨爭→蘇轍→文學作品)。這三者間的影響關係有時會調換位置,例如,蘇轍藉由文學創作,影響黨爭的態勢(即:蘇轍→文學作品→黨爭),或者,文學作品激化黨爭,激烈的黨爭情勢波及蘇轍(即:文學作品→黨爭→蘇轍)。 在「黨爭→蘇轍→文學作品」這個最基本的關係式裡,首先要處理的是黨爭對蘇轍的影響,因此,本論文的第一部份題為「蘇轍與北宋黨爭」,章目之所以將「蘇轍」置於「北宋黨爭」之前,緣於北宋黨爭時久事繁,本論文難以一一道盡,因為只討論與蘇轍相關的事件,故題為「蘇轍與北宋黨爭」。 黨爭刺激蘇轍,蘇轍將接收的刺激轉化為文學創作,就形成了「黨爭→蘇轍→文學作品」這個關係式。但是文學作品畢竟是文學家的產物,除了消極的抒發,還可以積極的創造,因此,蘇轍意圖以文學創作為手段,評議政策、扭轉黨爭態勢,在這個意義上,「蘇轍→文學作品→黨爭」的關係式便成立了。在上述兩個關係式裡,蘇轍並非總是處於被動狀態,是以本論文的第二部份,題為「蘇轍文學的內涵與黨爭的互動」。內涵,概括了文學中難以分割的思想與情感。 本論文的第三個部份,題為「黨爭對蘇轍文學書寫形式的影響」。文學的內涵可以不受黨爭的威脅,只要表達方式夠含蓄,書寫形式牽涉的就是表達方式的問題。在毫無黨爭威脅的狀態下,表達方式可以極度自由,要使讀者一目了然,抑或感覺朦朧,全由作者決定。但是作品內涵若有招來文禍的可能(文學作品→黨爭→蘇轍),作者在表達方式上便不能無所顧忌。基於表達方式幾乎全然受制於黨爭態勢,故題為「黨爭對蘇轍文學書寫形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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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黨爭之研究

潘富堅, PAN, FU-JIA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文是一篇政治學的研究論文,試圖根據中國明代史料,分析明末黨爭特別激烈的原 因及其影響 。全文共一冊,九萬字。 第一章 導論,分為三節,首先說明研究動機,再界定明黨與政黨的異同,及研究範 圍、方法。 第二章 分析黨爭的形成因素,分為四節,分別從歷史背景、政治制度、爭取仕進與 思想背景四方面探討黨爭起因。 第三章 敘逑黨爭的發展,依萬曆、泰昌與天啟、崇禎、南明三朝分為四節。 第四章 接著探討黨爭所造成影響,也分為四節,包括 突的蔓延,善惡黑白二分, 造成明之亡國、及合法反對、制 觀念難以建立。 第五章 結論,肯定明代是只有黨禍而無政黨,如果用人制度未能客觀化、法律化黨 爭即不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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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宋明朋黨的形成原因

雷飛龍, Lei, Fei-Lo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臣下敢在君主深惡痛絕之下結黨爭權,君主的領導方法或能力,一定有所欠缺,縱使英明強幹的君主,如其在重大問題上遲疑不決,或已決定而又起動搖,臣下即可能結黨相爭,如果君主採用「分而治之」的手段,利用臣下的對立,以維護君權,也可能引起黨爭;如果君主不能明斷,則君主已失其定分止爭的作用。臣下為求取勝利,自不免結黨以爭,如果君權已經旁落,則君主為求收回權力、或臣僚中之不滿於竊取權力者,亦將結黨以爭,漢、唐、宋、明各代的黨爭無不如此。 故就東漢、中唐、北宋、晚明等黨爭的形成原因來說,均難謂為出於某一單純原因而係由於各種因素的湊合,例如東漢黨爭的形成,君權旁落與取士制度關係取大,仕途壅塞則其助力,中唐牛李黨爭的形成,政策的不同,取士制度,均為主要原因,而君主所採「分而治之」的手段,君不明斷,仕途壅塞,均有助力,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及其反對者的鬥爭,主因即在學術政策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君主的領導方式,亦有重要關係,晚明黨爭的發生,君主的領導無方最為重要原因,品性、地域的不同, 仕途的壅塞,取士制度等,均有關係。 最後我們認為朋黨的形成,一般都是出於「弱者」意識,所謂弱者,亦即自認其利益未被照顧或未被妥善照顧的人,這種人往往構成一個「不滿的利益集團」,不論何時何地,只要有「不滿的利益集團」存在,即可能出現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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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黨爭的分野 —— 一個政治史的分析

歐姍姍, Ou, Shan Sha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自陳寅恪於40年代提出牛李黨爭的分野說法後,圍繞著陳寅恪觀點引發的種種議論,推動了「牛李黨爭」成為唐史研究中最廣泛、也最熱門的研究課題。然而歷經半個世紀以來文史領域研究者對此課題的熱烈討論,中間更伴隨著新資料的出土與運用,新論點的引入與闡發;雖然豐富了研究視野,也衍生出許多新的方向,但不解的是,隨著研究成果的累積,卻沒有對「牛李黨爭分野」這個課題建立起某種共識或定論。研究的增多,反使得牛李黨爭的分野觀點,呈現一種全由研究者說了算的情況;牛李黨爭不是來自於牛李黨人間的對立,反而是來自於研究者間的論爭。 造成這種情況的主因,是因為這些研究多是以陳寅恪觀點而展開,以他的觀點作為研究的基礎,故難以跳脫出陳寅恪的範圍去開發新的論點,但又對陳寅恪觀點繼承不完全,再加上研究者個人主觀意識的不同、史料閱讀的深淺有別、觀感不一,以致形成眾說紛紜的狀況,最後陷入牛李黨爭的死胡同。也就是說,「牛李黨爭」之所以成為「難解之結」,問題並不完全是在事件的本質上,而是因為後人的解讀不同所造成。同樣是解讀牛李黨爭,因著研究者的不同思想、不同身世背景、在不同的情境下演出,便傳遞著不同的文化意涵。 因此要釐清這樣一個混雜情況,整理歷來牛李黨爭分野的各個觀點,作實證的分析是有相當的必要。本文歸納出黨爭中最主要的幾個分野焦點:科舉、門第、仕途、藩鎮,並就這四個部分對牛李黨人做實證考察,以檢驗歷來黨爭的分野觀點對牛李兩黨的劃分有何不足之處。 在這樣一個對牛李黨爭分野假設的實證過程中,必須不斷的與前輩學者的論點對話。因為過去的研究多糾結在要對黨爭尋求出「分野」的限制中,所以本文最後將試著用宏觀的角度,從歷史演變的軌跡、政治結構的變化、行政體系的運作,重新檢視牛李黨爭這個政治事件發生的源頭與脈絡,希望能跳脫出過去研究的糾葛,對黨爭研究提出較具包容性的解釋,以期解開牛李黨爭這個難解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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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大禮議與明嘉靖朝政治文化

尤淑君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文擬以明代大禮議事件,作為研究嘉靖朝政治文化的切入點,試圖透過名分禮秩的角度去分析大禮議牽涉的「七爭」 、頒佈《明倫大典》 及國家禮制變革三方面,找出政治權力、儒家經典詮釋及國家禮制三者的關係,以瞭解嘉靖朝的政治文化有何變化。本文提出的問題如下: 一是嘉靖君臣如何透過經典再詮釋的方式,建構人情論的理論體系,說服士人接受「大禮議」的結果,而嘉靖君臣又如何逐步變易國家禮制,證明政權的正當性基礎,完成皇權重塑的目標。並且觀察後來隆慶朝至崇禎朝的歷朝皇帝如何處理睿宗獻皇帝的祧遷問題,回過頭來證明嘉靖皇帝是否成功地建立了自身世系的正當性。二是嘉靖君臣面臨公私衝突時將會如何抉擇,這些抉擇又會使嘉靖君臣關係與權力分配原則產生何種變化,從而觀察權力核心中的政治人物如何去界定自己在團體中的地位、擁有的職權範圍與政治結構中的既有限制。並且探討大禮議將如何影響嘉靖朝各種團體的人際關係、權力結構及政治生態,從而討論嘉靖皇帝如何能成功箝制士人對大禮議的不滿輿論,探討皇權伸入官僚體系的政治效應。三是大禮議的結果將使名分禮秩出現何種危機,而名分禮秩的危機又會使嘉靖朝造成何種政治效應。再從名分禮秩的意義去討論皇權究竟要作為包括廣大臣民在內的公共中心,還是作為保證皇帝個人私利的手段呢?一旦皇權的公共性質隱晦不明時,將對整個社會秩序造成什麼樣的後果。並且探索士人們如何依循政治權力、社會經濟與思想文化的變化,藉由儒家傳統經典再詮釋的方式,力圖讓名分禮秩回歸「合禮」的軌道,從而限制皇權的範圍,讓政治秩序與社會秩序回復合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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