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目的：元雜劇發展至嘉、隆年間，由於南戲逐漸興起，北雜劇遂漸衰。萬曆 間崑腔盛行，北曲幾成絕唱，而北雜劇更趨沒落，劇作家開始以南戲傳奇體例創作雜 劇。在這種南北曲交化的情況下，產生了一種新的體製，即為「短劇」，既沒有傳奇 的冗長，也沒有雜劇的束縛，可說是明代戲劇中最特殊的形式。由於形式短小精簡， 不但易於搬演，而且最適合文人陶情遣興，於是染指者漸多。其中又以一折短劇為數 最多，別樹一格，在戲劇的發展上，自然有其特殊的意義與價值，因此以明代一折短 劇作為本論文研究的範圍。 二、參考文獻：劇本採用盛明雜劇本，及其他明、清間刻本，並輔以各種有關曲論之 書。 三、研究方法：以歸納分析之法，了解一折短劇產生的原因及思想內容。並和元雜劇 比較，以便了解一折短劇的轉變及其特色。 四、研究內容：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分析一折短劇的思想內容。第四章討論一折短 劇寫作技巧。第五章結論，討論一折短劇在內容體製轉變的特色，及對清代的影響。 五、研究成果：明代一折短劇不僅體製特殊，而且由於文人從事創作，戲劇藝術價值 大為提昇，別開戲劇之一途，對清雜劇的發展有很深的影響。

本文主在探求一條鞭法的主要內容，其成因以及所造成的影響。全文分二部分，前 半部側重制度內容之探討，後半部則偏重於其利弊得失之探究。 全文近七萬字，計分六章十五節，第一章緒論，本章說明本文研究動機目的、範圍 及其方法並本文大綱。第二章一條鞭法之時代背景：分三節介紹明初賦役制度，及 其必須改革的理由，以及其他改革方法之簡述。第三章一條鞭法之創立：分三節說 明創行期的一些問題、其制度內容及各地實施概況。第四章一條鞭法賦役納銀之探 討：亦分三節探討其發生原因、發展的經過及其實行後的影響。第五章一條鞭法利 弊探討：擬分四節申述一條鞭法在賦稅性質上的變化，所表現的社會作用，各地之 反應，人民之實質租稅負擔，及一條鞭法之流弊。第六章為結論。

論文摘要 明代辭賦雖因辭賦諸體大抵已在前代完成，在體制上無重大突破，但文人寫作辭賦之風卻未曾衰歇，反因諸體齊備而一開創作盛況，在無須應付科舉試賦的情況下，辭賦創作與賦家自我意識、生活體驗更趨密合，賦家在將辭賦前代發展傳統瀝汰揀菁之際，賦作風格因時代氛圍、個性情感、文學思潮、審美意識的交相激盪更趨多變風貌。但現今辭賦研究，對明代賦家辭賦研究，相較於漢魏晉南北朝、唐宋，是一塊有待積極開發之地，如欲將明代辭賦發展作一全盤的認知，個別賦家辭賦作品研究分析實為賦學研究一項必要工作。考察明代辭賦創作概況，清人陳元龍編輯《歷代賦彙》所收的明賦共七百四十五篇，作家三百六十七人，收錄賦作十篇以上者共有何景明、李東陽，謝肇浙、王世貞、湯顯祖、楊慎、錢文荐、田藝衡八人，可知湯顯祖於明代辭賦創作上實佔有一席之地，本文即欲就湯顯祖辭賦作品為研究對象，期能將其作品有一嶄新面向的了解。在論文的架構上，第一章論述湯顯祖所處時代的政治與文學背景，第二章則探討湯顯祖家世、學殖、仕途發展、交遊情況、文學理論、文集編成，第三章將湯顯祖辭賦以題材作分類，分析各篇賦作之寫作背景、內容及結構，第四章則分列謀篇、章法、句式、修辭、思想、情感各項目，針對湯顯祖辭賦外象與內質特色作分析。第五章則為結論部分，總結湯顯祖辭賦之綜合特色。

本文的標題為“明代官僚組織的組成及其運作”，因此在行文結構方面主要是針對明代官僚組織的“組成”與“運作”兩方面合併進行說明與分析，在組成方面著重於制度的說明，而運作方面則是配合相關的事例，對於前所述及的制度予以實例性的說明，使讀者能夠有較為深入的瞭解與體會。文中所探討的內容，類似於現代所謂的人事管理制度。古代的人事管理制度，大致上包括有官吏的培訓、選拔、任用、考課、獎懲、調配和俸祿待遇等系列管理方法。本文劃分為取士制度及任官制度兩個面向加以討論。就取士制度來看，官僚組織的組成，其首要的條件，乃是要有足夠的人才。這些人才是如何培育、甄選出來？換言之，透過那些途徑獲得足夠的人才？其利弊得失又是如何？是其所要探討的範圍。大致上以薦舉、吏員、學校與科舉四者為主要的探討對象，分列於第二、三章之中、第二章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取士制度的意義與內容（包括三途並用的說明）、薦舉與吏員。第三章則以學校、科舉為主，並對明代的取士制度作一總結性的說明。之所以做如此安排者，主要乃是從制度面考量而來，其說明詳見後文。其次再就任官制度而言，官僚的派任、陞遷、考核、待遇雖說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然而大致上可以分為選官與考績兩部分，因此作者分別於第四、第五章之中論述。此一部分在有關明史的研究中並沒有系統及完整的討論，因此除了作制度的說明之外，同時希望能夠具體地將其實際情形，完整地加以陳述，進而評判其利弊得失。 另外特別注意者，作者在本文所指“官僚組織”主要是限定於文官體系而言，武官體系並不在討論範圍之內。之所以如此者，一方面由於文官體系加上武官體系，使得研究範圍過於龐雜且非作者能力所逮；另一方面，明代的官制乃重文輕武，『雖文武並置，而政事皆歸文職』，例如弘治年間編纂《會典》時，其凡例即明言： 本朝設官，大抵用周制，雖文武並置，而政事皆歸文職，故諸司職掌所載衙門，惟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及五軍都督府斷事官。其文武官制，則分見于吏、兵二部。今會典義當從備，故文武衙門各有職掌者，遂另開具，文職如宗人府之類，武職如五軍都督府之類，敘其建置沿革及所掌職事，而事必歸之六部。（《大明會典》，〈弘治間凡例〉，葉二－三，頁一六－一七） 故而文中所指官僚組織者者，皆意指文官體系而言，作者在此特別聲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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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政治學的研究論文，試圖根據中國明代史料，分析明末黨爭特別激烈的原 因及其影響 。全文共一冊，九萬字。 第一章 導論，分為三節，首先說明研究動機，再界定明黨與政黨的異同，及研究範 圍、方法。 第二章 分析黨爭的形成因素，分為四節，分別從歷史背景、政治制度、爭取仕進與 思想背景四方面探討黨爭起因。 第三章 敘逑黨爭的發展，依萬曆、泰昌與天啟、崇禎、南明三朝分為四節。 第四章 接著探討黨爭所造成影響，也分為四節，包括 突的蔓延，善惡黑白二分， 造成明之亡國、及合法反對、制 觀念難以建立。 第五章 結論，肯定明代是只有黨禍而無政黨，如果用人制度未能客觀化、法律化黨 爭即不可免。

吳廷翰氣學思想研究摘要 吳廷翰個性「疾惡尚嚴，而意實仁恕」，人如其號「蘇原」：「臭味芳烈」，高潔自守，不隨俗奉承。「性與時格」四字正是他一生的寫照，當他為官時，以廉潔伉嚴的態度面對貪官汙吏，歸隱期間從事著述，惡俗儒之支離，勇於批評當時的官學程朱理學和風靡一時的王陽明心學，認為程朱理學的「理先氣後」論是「近乎異說」，王陽明以心為本的心學是「聖學之害」，他對程朱、陸王思想的批評正也反映其伉嚴的個性本色。他的寫作意旨，乃因不滿於當時學風愈加浮濫虛靡、或輕薄而陷入佛教異端，其中「『氣即是理』，『性大於心』，《大學》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與《中庸》之戒慎恐懼有直截橫貫工夫，本是一理」這段話，就是他的氣本論、心性論與修養工夫論的主要著力點，本論文即以此三方面來探討其思想的意涵。有關吳廷翰的思想研究，台灣學界的研究尚未見全面性，開展性亦不足。反觀日本學者和大陸學者的重視與肯定，他們的見解是探討吳廷翰思想的重要資源，但是以唯物主義觀點為據，視其為唯物主義氣本論思想家有失偏頗，本文即試圖跳脫大陸學者唯物論之思考模式，回歸吳廷翰思想原典，梳理其思想脈絡，探討其氣學思想的體系、立場與特點，以窺得此沈寂四百多年的思想家面貌，並反映明代中期以氣為本之思潮。

對於陽明學派的游學活動，筆者主要從四個層面：人的流動、社會關係的流動、思想的流動、書寫的流動來思考。游學基本上是一種人的流動，社會關係、思想以及書寫的流動，都是因為人的流動而來的。游學是一種個人的選擇，人為什麼游學，而陽明學派的游學又是屬於集體性的活動，如何進行流動，凝結出特定的組織、特定的社會價值。因此這一層面包括流動的目的與價值、流動的方式、流動的型態等問題。游學是走出家門的活動，人在游學的理想下，勢必會影響家庭生活的經營，而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使得社會關係產生變化。這一層面的問題包括家庭生活的犧牲、友天下士的理想、友倫的強調，以及在利益的糾葛中，講學的意義與人際關係產生變質。思想的流動主要是在流動的過程，發展出跨地域的思想議題，如良知之辯、四句教之辯、三教之辯等。書寫的流動則是陽明學者記錄流動的書寫，主要有會語及遊記，而這些書寫又會隨著人的流動而流動。

本論文擬從建寧府地方儒學和書院的建制著手，觀察明代建寧地區的地方教育發展和中央政府的文教政策間的關係，以及對明中期以後，學風轉變對地方教育所造成的影響。 明代首建從中央到地方完整的學校體系，如此，統治階級的文教政策不僅施用於中央官學，還得以有效的推行至地方教育。而以朱子學為主的三部大全既是科舉考試的唯一標準，又是各級學校教育的首要教材，科舉考試和學校教育的內容相一致，朱子學得以借科舉之力全面推廣。由此，中央的文教政策，尤其是尊崇朱子學的教育宗旨，對地方教育的影響，比前代更為深刻和普遍。筆者認為有必要就此作進一步的探討。 而以建寧地區為主要的討論對象，主要是因為自南宋以來，其地文教的發展和朱熹有很密切的關係。由於朱熹曾在此地建書院講學（竹林精舍即後來的考亭書院），流風遺韻所及，在文教方面受朱熹的影響仍然很大。根據地方志的記載，在明廷崇尚朱熹之學的文教政策下，做為朱子學的發源地，建寧府的學校在服膺程朱理學方面更為順當。此外，明初程朱理學雖然占統治地位，但自正德年間始，王陽明（1472-1528）的學說透過講學活動，得到很大的開展，到嘉靖、隆慶之時，影響力已凌駕朱學之上。 到了萬曆末年以後，學風又一變，以東林學派為主導的經世實學興起。占主導地位的學術思潮，往往對學校教育有著深遠的影響。明初的文教政策雖然規定學校教育的內容是程朱一派對於儒家經典的註釋，但是在王陽明心學興起後，心學已滲透到各級的學校教育中，從國子監到府、州、縣學，都有講授陽明心學的。尤其因為心學學者主要是透過書院講學來傳播學說，故對書院教育的影響尤其重大。因此，筆者希望將建寧府的地方教育，放在整個明代不同的時間層面連貫中，觀察其對學風轉變的反應，以瞭解其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的特點。 基於前文所提的研究方向，本文在章節結構上除緒論及結論外，共分成四章： 第一章將討論建寧府的歷史地理背景，及其經濟與文化發展。一方面用以瞭解以朱熹為首的閩學學者對此地所發生的影響，一方面希望可以窺見建寧府本身的地理和經濟等條件對教育發展的限制。 第二章將從明初建寧府儒學和書院的修建、地方官經營學政的態度、學校規制與教育內容等項目，來觀察中央文教政策在建寧府的落實情形。 第三章將討論正德、嘉靖以後，王陽明等心學學者的講學和書院教育的興起，對建寧府地方教育所造成的衝擊，以及地方官和當地學者的因應之道。 第四章則延續上一章學風轉變與地方教育的主題，從萬曆末年以後，東林學派等學者所提倡的經世致用學風之興起，來看建寧府地方教育的變化。

自從藉由耶穌會有關開封猶太人的「披露」的新聞在17世紀來到歐洲時，中國猶太人的議題即受到廣泛的注意。中國猶太人的主題被認為是早期聯結西東方的橋樑。然而，於歐洲被激起的主題，激動與狂喜，開啟了一道中國猶太人的研究領域疆土與其他相關於中國的宗教—社會史領域之間的裂縫。 如同我將在此論文闡明的，在元明之間的王朝變動所呈現的不僅是權力的轉換，且更重要地是社會和文化論述的轉變。開封的猶太後裔，身為中國社會的一部分，在此轉變中重新界定其文化認同。此論文企圖分析14到17世紀期間，參與形塑開封猶太人後裔的文化認同的社會和文化要素。 元代中國「猶太人性質」的民族範疇為廣泛社會典範的一部分，其在合法的、官僚主義的和當地的背景中被合併及顯示。猶太人似乎過著隔離的生活，保存著他們的遺產和宗教習俗，且保持著獨特的文化認同。在某些案例中，猶太人在起源於中亞，例如穆斯林和基督徒—統合於「回」以及「色目人」的分類類別之下—的一神論大集團下被確認。 元明換代改朝之際，社會民族典範也改變了。明代初期的猶太後裔不得不重新設定其與周圍社會的關係。 統治權的轉變並不只是權力的轉換，亦顯示於社會、政治和宗教改革以及新的官方社會論述的起始之中。當新社會論述無法理解蒙元時期的民族分類，且將此認同性的觀念重組為「文明的」和「野蠻的」的二分架構時，猶太後裔面臨假定的自我定位之新範疇的真正需求。如同第五章所介紹的，姓族和被視為主要社會框架的親屬聯繫之社會建構，透過「猶太性質」而能以新的形式出現。民族集聚，在新的社會現實之下，伴隨對於姓族和宗譜的認同，而被替代。因此，宗譜變成個體和集體認同的主要組成部分。 新的社會現實亦包含被當地社群認可的社會分層和菁英階級的出現，且負有對當地的責任。如同我將在第6章所討論的，歷史材料呈現了在當地社會的上層階級中的猶太後裔的顯著參與。因此，為了能夠增進對於開封猶太後裔的文化認同之討論，本論文探討晚期帝國時期的菁英的自我意識。如此看來，菁英不僅是創造和維持認同性的主要行為者，其獲得在歷史材料以及一些猶太歷史遺跡所出現過的「一賜樂業」之名，且他們試圖應用此團結類型以強化當地自治以及擴展他們的社會人脈。本論文此部份在於討論涉及開封猶太後裔之間的文化認同的菁英角色的性質。 猶太認同的中心，如同其在傳教士的著作以及近期學院學者的著作中被宣稱，被歸因為猶太禮拜寺或會堂。根據此觀點，猶太認同的顯示為猶太儀式和宗教習俗的遵守。如同我在第7章所討論的，此描述並不能完整地符合我們對於晚期帝國時期的宗教氛圍—充滿對抗異端教派和儀式的陣營以及嚴格宗教控制的執行—的認識。本研究此部份試圖緩和某些猶太認同的出現和普遍於當地社會的宗教現實之間的衝突。因此，此部份將提供一種能夠增進我們對於猶太後裔的文化性質的理解之社會框架。 為了進一步討論開封猶太後裔的文化認同，本論文介紹三位猶太後裔的故事作為個人案例。這三人，雖然都屬於所謂的開封猶太社群，不過各顯示出不同的生活模式與文化認同。這三人的生平可表現14世紀至17世紀長達300年的時段中，猶太後裔所面臨的社會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