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的研究動機是想要探討當戲曲與宗教遇合時，對戲曲本身的特質與發展產生什麼影響與變化。因此筆者在緒論討論了戲曲與宗教結合的兩個大前提，即「涵融性」與「同質性」。「涵融性」指以戲曲文本為載體涵融宗教理論而形成「宗教教義劇」；「同質性」指戲曲表演與儀式表演相互取代而形成「宗教儀式劇」。「宗教教義劇」按其教喻功能又可分為「度脫」、「因果報應」、「宗教諷喻」三類；「宗教儀式劇」按其儀式功能又可分為「慶賀」、「薦亡」、「驅邪」三類。各類依其內容與形式而發揮不同的目的與功能。 宗教戲曲因與宗教活動緊密結合，因此發展出特有的表演型態：包括演出場合的複合性質，演員與觀眾的特殊身份及互動模式，演出劇目的宗教、通俗、娛樂特質，面具、百戲、諧謔的藝術表演，及配合儀式進行的演出程序等，都呈現出有別於一般純戲曲演出的獨特風貌。 除了外在的儀式氛圍影響戲曲的表演型態外，宗教戲曲，尤其是宗教儀式劇文本本身就充滿儀式性的象徵符碼，這些象徵符碼表現在人物的形象、動作的展演、語言的陳述、及砌末的運用等各方面，大都與某一神靈的信仰、或某一儀式的進行有密切相關，故能藉此象徵性的儀式劇取代儀式的進行。 經由上述討論宗教劇本內涵、演出目的、演出型態、及文本象徵等戲曲與宗教的關係後，最後總結宗教對戲曲的影響層面包括：帶動戲曲文化普及與保存古老戲曲劇種、擴大戲曲題材內容、豐富戲曲表演藝術、影響戲曲演出型態、及影響地方腔調的產生與流播等。這些影響豐富了戲曲的生命力，也凸顯了宗教在戲曲發展史上的重要性。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19451号 / 法博第185号 / 新制||法||153(附属図書館) / 32487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寺田 浩明, 教授 伊藤 孝夫, 教授 服部 高宏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文旨在研究明代復古派詩人徐禎卿之詩論。 本論文分為五章。首章論述明代中期之文學環境，以及本文之研究目的與方法。 第二章介紹徐禎卿之生平、家世、交游與著作。 第三章論述徐禎卿之詩論，以其詩論專著《談藝錄》為討論之重點，故先論《談藝錄》一書之大綱結構，再分述詩之本質及其要素、詩之發展與流變以及詩之功用。其中以情論詩是其詩論之核心所在，也是其詩論最值得注意之處。 第四章續論禎卿之詩論，分為三節，分論詩歌之創作方法、詩歌風格之探討及其對漢魏詩之批評。 第五章結論。總結其詩論，并略述后人之批評及其影響。

蕅益知旭 (1599-1655), 為時代四大師之一, 以一代大師精通禪、教、律, 而提倡凈 土教法, 最為後人所稱道, 並且影響最為深遠, 可說是明末大師中與後世關係最為密 切者。對蕅益智旭之研究, 國人中以聖嚴法師的博士論文《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 ( 日文) 堪稱為巨擘, 他首開研究之端緒, 對蕅益的生平及思想均有開創性的研究。此 篇論文, 主要承聖嚴法師的論文為方向, 單獨對蕅益的淨土思想作較為深入之研究。 其中, 研究方法仍一貫以文獻法為主, 依現存之典籍、著作, 及相關之著作、史料 , 加以排比推敲。而主要使用的書籍, 則為佛教書店所出版的《蕅益大師全集》, 其中 又以《靈峰宗論》及《彌陀要解》最為重要。 蕅益於禪教律皆有造詣, 但以當時各宗之弊, 因而歸心凈土, 但也因他對保宗的了解 , 因此給予凈土極為深刻的理論基礎, 尤其是他私淑天台, 以天台的理論說明阿彌陀 佛的身土, 及一心不亂的見解, 使得凈土有更豐富的理論基礎, 這可以說是蕅益對凈 土的最大貢獻。在蕅益的凈土思想中, 特別強調六字洪名的功德殊勝, 以為六字洪名 , 即具足種種善根福德。他以為念佛最能應機, 利、鈍皆被。不過, 他並不排斥萬行 , 他以為只要信願具足, 修觀、參禪、念佛皆能往生。而他所以獨倡念佛的原因, 只 是它最能順應末法眾生罷了。 本篇第一章首言凈土之源起, 及傳入中國後, 歷代祖師之教法思想, 第二章則述說蕅 益之生平傳略, 及其主要之佛教思想, 第三章則言蕅益之凈土思想, 及其身土論、禪 凈合一、修行法門, 詳細言之, 俾能對蕅益之凈土思想有較深刻之印象。

本文主要是對明代進士的社會背景作一分析, 并且探討其對官僚體系之影響。其資料 來源以明代之進士登科錄為主, 另外以會試錄、同年序齒錄、鄉試錄為輔, 做為主要 分析的對象。方法上, 運用統治方法之次數分配及交叉分類。寫作順序如下: 第一章緒論, 說明研究此題目的意義及作者個人的企圖, 并提出研究架構及使用的研 究方法。 第二章明代之教育制度及科舉制度, 就制度面來探討明代進士之出身, 亦即其學校制 度, 然后就其如何考選人才入仕的科學制度作一描述, 希望透過此二者了解進士入宦 途前之制度背景。 第三章明代進士社會背景之分析, 本節就明代進士之產生背景做分析, 包括其家世、 文化、經濟、人口、地理等方面加以探討。 第四章明代進士與明代官僚體系, 本節就進士與官僚體系之互動關系進行探討, 說明 其特征。 第五章結論, 就本文做一番整理與評述。

何良俊是明代嘉、隆年間松江的著名學者，他的《四友齋叢說》提供許多明代中期的 寶貴資料。其中書論、畫論、曲論都曾被單獨輯出，可見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然 一般學者對《叢說》的關心，多止於與自身學科相關的部分，難有全面性的了解；有 鑑於此，本論文即以《叢說》為對象，並輔以《何翰林集》、《書畫銘心錄》，試圖 將何氏其人其書的整體風貌呈現出來，並期望藉此喚起學者對筆記小說的重視。共七 章，約十五萬字。 第一章先述何氏所處的時代背景、時代潮流，並對他的家鄉松江府作一簡介。第二章 介紹何氏的家也、生平及交遊。第三章述《叢說》的版本、成書，及前人對它的引用 、評價，並將全書的重要參考價值歸納為十項，逐一舉例說明。 第四章探討何氏的書畫理論。何氏論書以王羲之、趙孟頫為正傳，此後則推重文徽明 。論畫則將畫家的「人品」置於繪畫技巧之上，因此他欣賞「筆力神韻並備」的「正 脈」文人畫家。此時的畫壇，吳派文人畫家及畫論，在與浙派競爭的過程中逐漸取得 優勢。而由於與文徽明的長期「相與評論」，及與蘇州文人畫家的密切交往，使得何 氏的畫論成為吳派畫論的早期代表作之一；畫論中的隻字片語，都成成了解當日實況 的蛛絲馬跡。 第五章探討何氏的戲曲理論。何氏曲論的基本主張，為「格律論」及「本「色論」。 「寧聲□而辭不工，無寧辭工而聲不□」的「格律論」，成為沈璟吳江格律派的先驅 。而要求蘊藉、簡淡、清麗的「本色論」，也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其中崇《拜月》 而抑《琶琵》的論點，更掀起明末曲壇的極大論戰。 第六章探討何氏的詩文理論。在詩文方面，明代嘉、隆年間，正處七子派、唐宋派江 南傳統清麗詩文三派相互較勁之際，何氏雖對三派採取並容並蓄的態度，但基本上乃 是以江南傳統清麗詩文為主。由《叢說》中的記載，一方面透露何氏個人的詩文見另 一方面也反映出當時詩壇的實況。第七章結論。

嘗試探討明史、明會典所記的出處，將明實錄所記明代吏部有關事例，按年代先後排 列，與太祖時所定「諸司職掌」，武宗時所刊「正德會典」，神宗時所刊「吏部職掌 」、「萬曆會典」等書，相互參證，以說明明代吏部文選清吏司職掌之演變與發展， 以補充明史與明會典之不足，並嘗試改正明史、明會典的錯誤。 本文心得有以下數點： 一、吏部石刻職掌，據我考證，係修於洪武十三年以後，洪武十六年以前。吏部石刻 職掌與戶部、禮部、刑部石刻職掌之體例，雖然不同，很可能撰寫之奉命是在同時， 而每部各修各的，不是同時修成。洪武二十六年所修「諸司職掌」始將體例劃一。這 是「諸司職掌」較石刻職掌為進步的地方。石刻職掌，不見於明史、明實錄及明會典 。這是研究明初典章經制極重要的史料。 二、明會典係以洪武二十六年「諸司職掌」為綱，而附以歷朝事例。明史以「諸司職 掌」為翟善所修，據我考證，該書可能為吏部尚書詹徽在伏誅以前所修，至梁煥署吏 部事時始頒行。 三、南京吏部志所載洪武二十九年吏部職掌，係抄萬曆會典，非洪武二十九年所定。 四、明代吏部文選清吏司在萬歷寺分九科。在司之下分科，由「諸司職掌」「缺科」 二字看來，在洪武時即已分料。 五、在明初，吏部文選清丈司職掌選官項中，僅包括類選與抄選。類選即後來之大選 。而急選、揀選、遠方選、舉人乞恩選、歲貢就教選，均由類選分化而來。 六、大選之對象為進士、監生等初授官，及考定陞降之再任官。而急選之對象則為「 改授、改降、丁憂候補官」。大選、急選官員有缺，均由吏部註選。在萬歷二十二年 始由吏部尚書孫丕揚制定掣籤法。 七、明史以「雙月大選，單月急選」，這是誤以清制為明制。在明萬歷至崇禎年間， 急選皆在雙月舉行；通常在大選前數日舉行。在萬曆八年以前，大選日期皆由吏部在 常朝時奏請定期；是年始定為雙月二十六日，後來改為二十五日。 八、明史選舉志以明代揀選三年舉行一次，這是明成化朝所定。然在孝宗弘治十三年 至嘉靖朝，或一年舉行一次，或二次，皆因實際需要來決定，至萬曆朝始恢復成化朝 所定三年舉行一次之例。 九、萬曆會典記：嘉靖十年題准，兵部左右待郎，必推曾按歷邊陲，練達軍務，或曾 伯兵備等官，有將略才望者，疏請簡用；遇有警報，即付以提督之任，不必另推」。 十、明代的保障，係指方面守令及御史之舉保，其於一般未入仕者，不叫保舉，明初 稱為貢舉，萬歷年間始改名為訪舉。 十一、明代的廷推，係由宣德年間「吏部會在京三品以上官眾議推舉」之會舉演變而 來，有立推與坐推之分；凡推陞閣臣、吏、兵二部尚書及總督時，科道掌印官參加， 與推者皆立而不坐，是為立推。而推陞閣臣、吏、兵二部尚書以外之三晶以上九卿、 僉都、祭酒及巡撫等官，原則上科道掌印官不參加，皆坐而推舉，是為坐推。在神宗 萬曆二十六年以後，科道掌印官參加一切廷推。而崇禎年間李日宣掌吏部時，凡遇廷 推必先令選郎商之科道掌印官，科道地位愈重。 本文僅研究明伐吏部文選清吏司之職掌，以後當繼續研究明代吏部考功清吏司、驗封 清吏司、稽勳清吏司等司之職掌。

本文定名為「明代胥吏」，因胥吏自古名目繁多，吏之一字固足以概括，但一般觀念上往往以吏為官，為免混淆起見，特於吏上加一習稱之胥字，以資分別。為便於行文間亦況用其他通行之名詞，如吏役、吏胥、吏典、吏員、掾屬、掾史、史、役、衙役、差役、公人等，胥吏既構成衙門之一環，且存在於官民所公認之慣習之中，即係一種制度，故未特予標明；冠以「明以」兩字，所以限定其時期也。 本文取材以明版（包括影印）明人之著作為主，兼及明前及清初遺老之著述，另補以少數清代攸切相關之記述，如黃六鴻之「福惠全書」，趙翼之「廿二史劄記」，「陔餘叢考」及陳宏課之「在官法戒錄」。至於斤人論著均未採用，惟導論中引述時人曾資生，嚴耕望，聶崇岐等著作，乃就古今之脈絡，作一條貫，裨導致正題，是為例外。有關吏制之問題，提要□玄，分為左列六部分： 其一，胥吏自初年之三途並進，得以吏發身而致通顯，馴致研定胥吏為一流品，終為官民所共賤。闡明其變化之所以然，指出胥吏既無前途又少待遇，主觀上有不得不謀其利之勢，此為第二章。 其二，就明代之政治結構中諸因素，分析胥吏弄權之原因，進而指陳其世業盤踞之所以然，客觀上有不得不予可假之勢，此為第三章。 其三至五，乃以胥吏之役務要項，類別編制與人事規定，作一敘述。其中役務則以考察房科制度之真相為主，以採求三班之形成為從，編制則特著重於額外之吏，而人事則以參撥陞遷與待遇為要，此為第四至第六章。 其六，就各種零星片斷之資料，能統計者則統計之，能製表者則製表之，縱非全部有代表性，但具有例示性，總歸於後，裨利於了解正文，此為附錄諸表。

明代中期羅欽順、王廷相、吳廷翰的哲學型態為自然氣本論，此一哲學強調「理在氣中」、「理在事中」、「理在情中」。日用倫常中的規則即是天理流行的結果。但此一型態的哲學並不能視為是他律的道德哲學，因為 他們的工夫實踐仍是要合內外之道的。他們要將內在的道德良知﹝此良知是有限度的道德直覺，是屬於弱性的良知﹞與外在的聖人禮教，在兩者相互的權衡中來實踐。明清的自然氣本論者是主張「人性向善論」的，而此一性善論與孟子的「人性本善論」是有差異的。羅、王、吳可說是自然氣本論哲學的發端，而此哲學型態最成熟、典型的代表人物即是戴震。因此戴震這類型的哲學出現，並非是突然的，他仍然可在明清哲學的脈絡中來看出其端倪的。

許學夷，字伯清，南直隸江陰（今江蘇江陰）人，生於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卒於崇禎六年（1633）。其以復古派的立場，歷四十年光陰所著成之《詩源辯體》，是一部體大思精的論詩著作，惜因此書傳世甚稀，《四庫全書》又未予著錄，使得這部詩歌批評史上的罕見的鉅製沈寂了三百多年，直到近幾年方才逐漸受到重視。實則《詩源辯體》是明代復古派反擊公安、竟陵二派的總結性論著，其系統之井然，篇幅之龐大，都是宋代以來的詩話傳統所未見的，且是書詳論《詩經》以降的中國歷代詩歌之源流發展，並兼評歷代詩論和詩選集，實質上即是一部完整的詩歌史和簡易的詩歌批評史，其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都不容我們忽視。本文以許學夷的《詩源辯體》為研究對象，論文內容除了〈引言〉之外，總計分成七章：第一章〈許學夷其人其事〉與第二章〈詩源辯體的成書〉，先針對許學夷的生平經歷和《詩源辯體》的成書狀況作一番基本的說明，這兩章是屬於外緣問題的探討；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別為〈詩史觀──詩歌演變歷史的詮釋〉、〈辨體論──詩歌體裁與家數的辨析〉、〈創作論──復古的創作理論與實踐〉以及〈批評研究──理論、實際與批評史〉，這四章則是依據《詩源辯體》的內容和性質，來研究其核心的理論；第七章〈結論〉，則從許學夷詩論的承先啟後以及《詩源辯體》一書的的價值、研究展望等幾個方面，為全文提出最後的總結。《詩源辯體》原本即是系統嚴謹的論著，本文透過個人的詮釋方式，為其書建構另種面貌的理論體系，希望這樣的研究能夠闡發許學夷詩論的精髓，並還給其書一個合理的文學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