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選》是中國文學史上重要的文學選本，然而歷來對其編輯主旨的探討，要非多專注於蕭統〈文選序〉：「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瀚藻」，視為全書選文標準的美學依據；便是從李善〈上《文選注》表〉中：「後進英髦，咸資準的」，僅視之為科考需求的教科書。然而前者僅是蕭統用來說明《文選》收錄史論作品的原因，後者則李善當初注書之意根本未嘗考慮到科考所需。另外，傳統的「《文選》學」研究，對於所謂的「本旨」的探求多藉由字義訓詁考證、版本流傳比較、文義評點串講等法，雖能追索出《文選》中個別篇章之主旨，卻長久地忽略蕭統編輯此書的「本意」何在。 是以，本文擬重新復元蕭統編輯《文選》的本旨意圖，以補充傳統「《文選》學」對此部分之留白。研究的觀點乃藉由蕭統特殊的身分職能：即既是一國之「太子」，又負有「監撫」國政之責。藉由探究此兩項身分職能的政治象徵意涵，進而發現當蕭統編輯《文選》時此一具特殊性與權威性的身份職能，對其選文意識產生重大影響。 而蕭統也藉由其太子監撫的特殊身分，透露出編輯《文選》的三大意圖：其一，建構蕭梁帝國的政治正統性與文化正統性；其二，表達出自己理想的作者觀─「文士國士化」；其三，藉以凸顯太子監撫對國政參與之密切，並提升東宮文士集團的地位。

嘗試探討明史、明會典所記的出處，將明實錄所記明代吏部有關事例，按年代先後排 列，與太祖時所定「諸司職掌」，武宗時所刊「正德會典」，神宗時所刊「吏部職掌 」、「萬曆會典」等書，相互參證，以說明明代吏部文選清吏司職掌之演變與發展， 以補充明史與明會典之不足，並嘗試改正明史、明會典的錯誤。 本文心得有以下數點： 一、吏部石刻職掌，據我考證，係修於洪武十三年以後，洪武十六年以前。吏部石刻 職掌與戶部、禮部、刑部石刻職掌之體例，雖然不同，很可能撰寫之奉命是在同時， 而每部各修各的，不是同時修成。洪武二十六年所修「諸司職掌」始將體例劃一。這 是「諸司職掌」較石刻職掌為進步的地方。石刻職掌，不見於明史、明實錄及明會典 。這是研究明初典章經制極重要的史料。 二、明會典係以洪武二十六年「諸司職掌」為綱，而附以歷朝事例。明史以「諸司職 掌」為翟善所修，據我考證，該書可能為吏部尚書詹徽在伏誅以前所修，至梁煥署吏 部事時始頒行。 三、南京吏部志所載洪武二十九年吏部職掌，係抄萬曆會典，非洪武二十九年所定。 四、明代吏部文選清吏司在萬歷寺分九科。在司之下分科，由「諸司職掌」「缺科」 二字看來，在洪武時即已分料。 五、在明初，吏部文選清丈司職掌選官項中，僅包括類選與抄選。類選即後來之大選 。而急選、揀選、遠方選、舉人乞恩選、歲貢就教選，均由類選分化而來。 六、大選之對象為進士、監生等初授官，及考定陞降之再任官。而急選之對象則為「 改授、改降、丁憂候補官」。大選、急選官員有缺，均由吏部註選。在萬歷二十二年 始由吏部尚書孫丕揚制定掣籤法。 七、明史以「雙月大選，單月急選」，這是誤以清制為明制。在明萬歷至崇禎年間， 急選皆在雙月舉行；通常在大選前數日舉行。在萬曆八年以前，大選日期皆由吏部在 常朝時奏請定期；是年始定為雙月二十六日，後來改為二十五日。 八、明史選舉志以明代揀選三年舉行一次，這是明成化朝所定。然在孝宗弘治十三年 至嘉靖朝，或一年舉行一次，或二次，皆因實際需要來決定，至萬曆朝始恢復成化朝 所定三年舉行一次之例。 九、萬曆會典記：嘉靖十年題准，兵部左右待郎，必推曾按歷邊陲，練達軍務，或曾 伯兵備等官，有將略才望者，疏請簡用；遇有警報，即付以提督之任，不必另推」。 十、明代的保障，係指方面守令及御史之舉保，其於一般未入仕者，不叫保舉，明初 稱為貢舉，萬歷年間始改名為訪舉。 十一、明代的廷推，係由宣德年間「吏部會在京三品以上官眾議推舉」之會舉演變而 來，有立推與坐推之分；凡推陞閣臣、吏、兵二部尚書及總督時，科道掌印官參加， 與推者皆立而不坐，是為立推。而推陞閣臣、吏、兵二部尚書以外之三晶以上九卿、 僉都、祭酒及巡撫等官，原則上科道掌印官不參加，皆坐而推舉，是為坐推。在神宗 萬曆二十六年以後，科道掌印官參加一切廷推。而崇禎年間李日宣掌吏部時，凡遇廷 推必先令選郎商之科道掌印官，科道地位愈重。 本文僅研究明伐吏部文選清吏司之職掌，以後當繼續研究明代吏部考功清吏司、驗封 清吏司、稽勳清吏司等司之職掌。

「雜文」作為一種切確的文類，可以溯源自劉勰《文心雕龍》，其中有〈雜文〉一篇，明確劃定出範圍，及其所含之體類，與體類之特性。 劉勰「雜文」範圍內體類繁多，兼有「文」、「筆」性質，但以「問答（含設論）」、「七」、「連珠」三者為主要，此三者其實賦體，但不以賦為名的體類，我們可以後設稱之為「賦體雜文」。整體說來，「雜文」中的各種對象，它們是在文學史上較為新出，由「詩」、「賦」、「章」、「奏」等各種主要體類，所流衍派生的對象，當然重要性也就不如其主要體類，且實際功能或政教意義，也較為淡薄。總之，「雜文」文類的劃定，其實本於劉勰的文學觀念，是一種對於文學體類發展演變的詮釋。 下及宋初《文苑英華》，雖然在整體體類的編目上，大抵上承《昭明文選》，但其中卻也出現「雜文」一類。單就此文類看來，應該與《文心雕龍》淵源更深，但內容更趨複雜，下分「問答」、「騷」、「帝道」、「明道」、「雜說」、「辯論」、「贈送」、「箴誡」、「諫刺雜說」、「記述」、「諷喻」、「論事」、「雜製作」、「征伐」、「識行」、「紀事」共十六類目。而其中體類對象，除「賦體雜文」，另外還有箴體、論體、記體但不以箴、論、記為名的「箴體雜文」（「誡」）、「論體雜文」（「說」、 「辯」、「解」、「原」、「題跋」）、「記體雜文」（「志」、「述」），及「雜著」（不具體類名稱的篇章）與少數「越界文體」（有其體類之名，但無其體類之實的篇章）之作，分佈在其中。 「賦體雜文」體類，集中於「問答」、「騷」、「帝道」三子目，「箴體雜文」體類，則集中在「箴誡」；此外，「論體雜文」、「記體雜文」、「雜著」及「越界文體」則分佈於其他十二目。進一步發現，「問答」目中，合併了傳統「對問（含設論）」、「七」二種體類；「騷」雖自六朝總集中有之，但廣泛包含擬騷之作，非往昔《楚辭》篇章專屬；「帝道」其實為六朝「符命（封禪）」之文。「箴誡」目中，主要為「誡」，而「誡」又分有韻、無韻，前者似「箴」，後者則近於「論」、「記」。「明道」、「贈送」、「諫刺雜說」、「記述」、「諷喻」、「論事」、「征伐」、「識行」、「紀事」是 依照文章題材與主旨所劃分的類目。「雜說」、「辯論」、「雜製作」分類依據不明，但目中分別以「說」、「辯」與「原」、「題跋」篇章較為偏多，所以推測有凸顯這些體類的意義。 可見「雜文」的內容，前後差異極大。從原本「賦體雜文」為重心，後來則各種對象紛呈。這種現象的轉變，一來與六朝至唐代，「文」之觀念與範圍演變相關，二來也與唐代散文風氣及務實文學觀的興盛，造成文學創作方式的改變相關。 《文苑英華》「雜文」直接影響《唐文粹》「古文」的形成，然則後人對於「古文」；以及後來總集中「雜文」、「雜著」之類，在文類的觀念及內涵上，我們當不能忽略《文苑英華》「雜文」對於後代的影響。而這是本論文結束之後，即將在拓進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