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分析清代科舉考試鄉、會試官員管理規範，建構清代科舉考試法規範設立的法律意識與法規範重點。並且在參考科舉研究對於清代科舉制度法規範的沿革後，考量清代科舉法規範自順治朝以來不斷受到實務的挑戰而有所回應和調整，直至嘉慶、道光年間逐漸形成定制，因此將分析的重點放在道光29年的《欽定禮部則例》。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主要對於普遍性的舉人鄉、會試考試進行研究，而暫時不討論具特殊性質的武舉、繙譯、宗人考試。 　　本論文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敘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於文獻回顧的部分將與本論文相關的研究文獻分為、中國科舉制度通史研究概況、清代科舉制度研究概況與清代科舉相關法規範研究概況。並說明本論文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第二章分析清代科舉鄉官法規範的整體分析與彼此交互關係，說明清代科舉相關法規範的結構，並分析清代科舉的主要規範：《欽定禮部則例》、《欽定科場條例》的架構與規範內容。第三章對於清代鄉會試官員職務與選任規範進行分析，分析之內容包含：清代與鄉會試官員相關之規範、清代鄉會試官員的分類與職責，並從考官與同考官、入場官員、供事人役等不同的試務人員進行分析。第四章分析清代科舉鄉會試官員的監督與懲處機制。清代科舉鄉會試官員監督機制包含考差制度、迴避制度、磨勘制度與搜落卷制度。清代鄉會試官員的懲處機制包含《欽定吏部處分則例》卷27〈科場〉規範架構與內容，以及《大清律例》〈吏律‧職制〉「貢舉非其人」。第五章分析傳統中國科舉考試官員相關規範對現代考選制度的可能影響。

本書中，筆者以《大學》、《中庸》成為經典的歷程作為研究核心，以科舉制度作為觀照點；藉由制度變遷的視野，探討二書經典化之所以在唐代展開的原因。期盼透過一己之研究，展現「人」在歷史中的精神活動；並從另一個角度，嘗試回應此一中國經學、思想史上的重要議題。 在問題意識的引導下，本書首先比對鄭玄、朱熹之注文，彰顯二者的差異；進而追溯此詮釋轉折發生的時間點，將論述聚焦於中唐。透過筆者之研究，發覺：此時期無論思想內部或實際政教舉措上，皆逐漸突破漢代以降的天人感應觀，與固有的《五經》典範；呈現重視「人事」或「仁義」等，內外並以人為主體的思想氛圍。而當我們進一步將選官制度的變遷，納入這段思想轉折過程以觀，則可見：隋唐科舉制度的實行，對選官標準與應考資格的開放，亦同時造成「人不土著」與「士不飾行」等社會弊端。漢代察舉制度以鄉舉里選作為主要入仕管道的模式，轉換至科舉後，「鄉里」的作用與意義漸趨模糊；過去以「鄉里」為道德、政治實踐的基本空間，與對於道德的積極訴求，亦開始趨向消極，士人與地方之間密切的依存關係，也相對弱化。 思想世界裡，「天」作為最高權威的思想開始消褪，「人」的重要性遂漸彰顯；現實世界中，科舉制度的實行，縱使士人入仕的途徑更加自由、國家權力逐漸集中，卻同時導致「德—政」關係與「人—土」連結益加鬆動。內外交相影響之下，「人」於思想上不依附於「天」，在制度上自鄉里、階層的限制中游離出來；「人」的主體性與個體意識，在這個時期開始逐漸顯豁。然而，正由於「道德實踐」與「為政」接榫之鬆動，制度對於人的德行，遂轉向消極的限制，不再具有積極的作用；士人與鄉里關係的淡化，更使知識份子心中道德感與對地方責任感亦逐漸薄弱。此時，面對一個「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的現實環境，遂產生諸多士風沈淪、趨炎附勢的社會現象。 知識份子身處於歷史之中，深刻體察諸多可能造成人心陷溺的困境。部分有志之士，一方面提出改革制度之訴求，另方面則逐漸強調內省，與一己修為的重要；展開對心性之學的深入挖掘，尋找道德的超越根源與工夫次第，試圖使士人在制度結構之限制中，透過心內自省，再度豎立起價值判準，重新以心性之學作為新時代的思想中心。〈大學〉、〈中庸〉邁向經典之路，便在唐代儒者的論述中，立下了第一個里程碑。

本文主要是對明代進士的社會背景作一分析, 并且探討其對官僚體系之影響。其資料 來源以明代之進士登科錄為主, 另外以會試錄、同年序齒錄、鄉試錄為輔, 做為主要 分析的對象。方法上, 運用統治方法之次數分配及交叉分類。寫作順序如下: 第一章緒論, 說明研究此題目的意義及作者個人的企圖, 并提出研究架構及使用的研 究方法。 第二章明代之教育制度及科舉制度, 就制度面來探討明代進士之出身, 亦即其學校制 度, 然后就其如何考選人才入仕的科學制度作一描述, 希望透過此二者了解進士入宦 途前之制度背景。 第三章明代進士社會背景之分析, 本節就明代進士之產生背景做分析, 包括其家世、 文化、經濟、人口、地理等方面加以探討。 第四章明代進士與明代官僚體系, 本節就進士與官僚體系之互動關系進行探討, 說明 其特征。 第五章結論, 就本文做一番整理與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