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在臺灣經過一甲子的傳播，其人其文被廣泛地挪用，影響層面從 文學擴及整個文化場域。張愛玲的名字頻繁出現於報刊二十種以上的版 面，且依不同脈絡呈現不同的形象，各界以各種方式消費張愛玲，讓張愛 玲從一位作家到一個產業，形成廣受矚目的「張愛玲現象」。「張愛玲現象」 實為「迷文化」的產物，然而在「張學」中這方面的深入討論尚付之闕如， 本論文以「傳播」與「迷文化」為主軸，呈現「張愛玲現象」中各領域的互 動，分析張愛玲由俗入雅，再由雅跨俗過程中的運作力量，以及由文學社會 學面向探討張愛玲成為跨領域名人的過程。 本論文分為四章，引言部份為論文框架說明，介紹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前人文獻回顧以及各章主旨。第一章呈現一九四九至一九八O年張愛玲在臺灣的形象。藉爬梳報章雜誌歷年來有關張愛玲的報導與文章，呈現張愛玲不同時期的形象。「鴛鴦蝴蝶派」與「文藝漢奸」，「反共作家」「電影編劇」以及「翻譯家」，「專業作家」與「智性學者」等等皆曾為張愛玲的早期形象。第二章為一九八O年代以降從「張腔」到「張學」的過程，探討張愛玲在經典化過程中所經歷的論戰及其背後的意涵，著重在文學獎機制與隨之興起的「女作家熱」、「張派」論述等對張愛玲形象的影響。第三章探討各界「張迷」如何擴散張愛玲的影響力，「張迷」的菁英特質對張愛玲經典化的助力，「迷」於各領域的「再生產」對張愛玲的知名度大的擴散效應。第四章探討張愛玲的俗化與商品化現象。張愛玲在消費社會的脈絡下成為被掏空的「符號」(sign)，被塑造成一種品牌，以「孤絕」、「華麗」與「蒼涼」為品牌特色，被傳奇化、明星化、慾望化與商品化。結論總結全文，回顧「張愛玲現象」之形成過程，「迷文化」於「張愛玲現象」中的展演：包括學界、評論界與傳播界的擴散效應，文學場域的權力、佔位及其影響，闡明消費社會中大眾文化神化與俗化張愛玲的力量，並以此觀照臺灣「張愛玲現象」中文化場域的互動。

本書中，筆者以《大學》、《中庸》成為經典的歷程作為研究核心，以科舉制度作為觀照點；藉由制度變遷的視野，探討二書經典化之所以在唐代展開的原因。期盼透過一己之研究，展現「人」在歷史中的精神活動；並從另一個角度，嘗試回應此一中國經學、思想史上的重要議題。 在問題意識的引導下，本書首先比對鄭玄、朱熹之注文，彰顯二者的差異；進而追溯此詮釋轉折發生的時間點，將論述聚焦於中唐。透過筆者之研究，發覺：此時期無論思想內部或實際政教舉措上，皆逐漸突破漢代以降的天人感應觀，與固有的《五經》典範；呈現重視「人事」或「仁義」等，內外並以人為主體的思想氛圍。而當我們進一步將選官制度的變遷，納入這段思想轉折過程以觀，則可見：隋唐科舉制度的實行，對選官標準與應考資格的開放，亦同時造成「人不土著」與「士不飾行」等社會弊端。漢代察舉制度以鄉舉里選作為主要入仕管道的模式，轉換至科舉後，「鄉里」的作用與意義漸趨模糊；過去以「鄉里」為道德、政治實踐的基本空間，與對於道德的積極訴求，亦開始趨向消極，士人與地方之間密切的依存關係，也相對弱化。 思想世界裡，「天」作為最高權威的思想開始消褪，「人」的重要性遂漸彰顯；現實世界中，科舉制度的實行，縱使士人入仕的途徑更加自由、國家權力逐漸集中，卻同時導致「德—政」關係與「人—土」連結益加鬆動。內外交相影響之下，「人」於思想上不依附於「天」，在制度上自鄉里、階層的限制中游離出來；「人」的主體性與個體意識，在這個時期開始逐漸顯豁。然而，正由於「道德實踐」與「為政」接榫之鬆動，制度對於人的德行，遂轉向消極的限制，不再具有積極的作用；士人與鄉里關係的淡化，更使知識份子心中道德感與對地方責任感亦逐漸薄弱。此時，面對一個「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的現實環境，遂產生諸多士風沈淪、趨炎附勢的社會現象。 知識份子身處於歷史之中，深刻體察諸多可能造成人心陷溺的困境。部分有志之士，一方面提出改革制度之訴求，另方面則逐漸強調內省，與一己修為的重要；展開對心性之學的深入挖掘，尋找道德的超越根源與工夫次第，試圖使士人在制度結構之限制中，透過心內自省，再度豎立起價值判準，重新以心性之學作為新時代的思想中心。〈大學〉、〈中庸〉邁向經典之路，便在唐代儒者的論述中，立下了第一個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