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欲探究晚明心學中，經過四句教與四無說以及三教合流思想等衝擊之下，心學所產生的問題、及心學如何被救正的問題。 高攀龍以「易」為體為用，貫串並建立他的思想體系，並運用「易」的種種含義，來建構他的心性論及工夫論。於此論文中，分別探討他的思想淵源、思想核心、實踐精神與事蹟、注《易》的內容概略；並突顯他救正心學之「虛」的過程與回歸心學本質的用心。 此外，本文欲突顯高攀龍以「即體即用的易學」、「易體心學」等思想架構，來說明三個重點：一是高攀龍的思想核心並非一般所言的繼承程朱為主，而是以陽明之心學為體，援程朱工夫為用。二是他的「易體心學」是他的思想特色，徹底的使用「即體即用」的易學，來救正心學。三是強調他的實踐精神與作為；高攀龍除了繼承程朱工夫論而採「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外，更把儒者的使命感實際的運用在他的每項作為上，乃一真正的「實踐之儒」。

本論文擬從建寧府地方儒學和書院的建制著手，觀察明代建寧地區的地方教育發展和中央政府的文教政策間的關係，以及對明中期以後，學風轉變對地方教育所造成的影響。 明代首建從中央到地方完整的學校體系，如此，統治階級的文教政策不僅施用於中央官學，還得以有效的推行至地方教育。而以朱子學為主的三部大全既是科舉考試的唯一標準，又是各級學校教育的首要教材，科舉考試和學校教育的內容相一致，朱子學得以借科舉之力全面推廣。由此，中央的文教政策，尤其是尊崇朱子學的教育宗旨，對地方教育的影響，比前代更為深刻和普遍。筆者認為有必要就此作進一步的探討。 而以建寧地區為主要的討論對象，主要是因為自南宋以來，其地文教的發展和朱熹有很密切的關係。由於朱熹曾在此地建書院講學（竹林精舍即後來的考亭書院），流風遺韻所及，在文教方面受朱熹的影響仍然很大。根據地方志的記載，在明廷崇尚朱熹之學的文教政策下，做為朱子學的發源地，建寧府的學校在服膺程朱理學方面更為順當。此外，明初程朱理學雖然占統治地位，但自正德年間始，王陽明（1472-1528）的學說透過講學活動，得到很大的開展，到嘉靖、隆慶之時，影響力已凌駕朱學之上。 到了萬曆末年以後，學風又一變，以東林學派為主導的經世實學興起。占主導地位的學術思潮，往往對學校教育有著深遠的影響。明初的文教政策雖然規定學校教育的內容是程朱一派對於儒家經典的註釋，但是在王陽明心學興起後，心學已滲透到各級的學校教育中，從國子監到府、州、縣學，都有講授陽明心學的。尤其因為心學學者主要是透過書院講學來傳播學說，故對書院教育的影響尤其重大。因此，筆者希望將建寧府的地方教育，放在整個明代不同的時間層面連貫中，觀察其對學風轉變的反應，以瞭解其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的特點。 基於前文所提的研究方向，本文在章節結構上除緒論及結論外，共分成四章： 第一章將討論建寧府的歷史地理背景，及其經濟與文化發展。一方面用以瞭解以朱熹為首的閩學學者對此地所發生的影響，一方面希望可以窺見建寧府本身的地理和經濟等條件對教育發展的限制。 第二章將從明初建寧府儒學和書院的修建、地方官經營學政的態度、學校規制與教育內容等項目，來觀察中央文教政策在建寧府的落實情形。 第三章將討論正德、嘉靖以後，王陽明等心學學者的講學和書院教育的興起，對建寧府地方教育所造成的衝擊，以及地方官和當地學者的因應之道。 第四章則延續上一章學風轉變與地方教育的主題，從萬曆末年以後，東林學派等學者所提倡的經世致用學風之興起，來看建寧府地方教育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