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探討的，是明代小說「三言二拍」之中，所描繪的士人處境。明中葉以後，由於工商階級的興起，商人子弟大量為官入仕，打破了傳統士、商的界線。但是另一方面，工商階級的興起，並沒有創造出一個足以和官僚─士人抗衡的資產階級。官僚在社會上，仍擁有最大的權威，在不公正的司法環境下，這個權威，往往以「特權」的方式呈現。商人們為了享受這些特權，或是保障自己的財產，競相投入科舉，如此一來，傳統出身的士人便受到莫大的競爭壓力，若無足夠的經濟基礎為後盾，他們將很難在科舉場上，保持優勢。在「三言二拍」系列小說裡，很明顯的透露出上述的信息。 競爭(暫時)失敗的讀書人，處境變得十分尷尬，人格也受到扭曲。小說中特別喜歡描述一類「窮酸秀才」，他們在科場上屢屢失意，漸漸失去了人們的尊敬。世人對其百般嘲諷，他們卻仍努力不懈。作者對這類人寄予特別的同情，因為他們儘管酸態畢露，但「志行不移」，不失君子美德。 　　作者雖對科舉有所批判，亦對世人勢利的眼光採取譴責，但程度均屬有限。在小說裡，這些窮酸秀才，最後仍需靠著功成名就，方能揚眉吐氣。科舉作為他們唯一的發跡路徑，地位只有更加重要。這樣的故事模式，亦說明了個別士人，的確因為商人的競爭而處境艱難，但作為一個整體，士人階級的地位不但沒有下降，反而因為競爭趨於激烈，更得到鞏固。這樣的競爭環競，及此一環境下所造成的心理壓力，亦是促成明代社會階級流動的原動力。

南宋（1127-1279）科舉產生了以考試為導向的教育。這種教育又被稱為舉業，是考生們平日的訓練課程。從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開始，舉業的課程受到道學運動的影響，道學思想漸為主流大宗。道學思想與舉業課程之間相互作用，影響了由宋至清（1616-1909）的中國士人。在南宋，道學家自願負起改善社會的責任。他們想透過書院教育提升學生的德行，又想防止舉業對考生造成負面影響。然而很少有人注意，某些道學家曾經積極地利用舉業推廣道學並藉其實現理想。呂祖謙（1137-1181）是位帶有道學色彩的舉業教師，他提供了一套考試訓練課程。本文將分析呂氏設計的舉業教學，藉此瞭解12世紀中葉考生的訓練課程以及呂氏利用舉業課程為推廣道學所作的貢獻。

晚清於西元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並欲以西式新學堂代替科舉以育才選才，而數量龐大的傳統知識份子，以致失去其原本入仕的管道。本文先概述晚清廢科舉的來龍去脈，以理解科舉被停廢的緣由；而後再進一步討論當時政府對廢科舉所採取的配套措施，藉此探討新教育制度的實施情況，士子是否能與其順利銜接，以及未來的工作與出路，以了解入仕或往其他領域發展之士人佔所有科舉出身者的比率。簡言之，本文研究目的有三：一、探討科舉廢除後，傳統士人在社會變遷下的適應情形；二、探討代替科舉而起的新教育制度運作情形；三、探討科舉制度變遷的意義與對現代教育的啟示。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甲辰科進士273人、舉人8,000人、貢生35,000以及生員55,0000人。研究發現，甲辰科進士於朝考除授後，仍有97位的晚清經歷可考，進入民國後則有75位；而中下層傳統知識份子中，有約三成進入新式學堂中，其餘七成可能任議員、塾師、學堂職員、入仕、任職於民間機構，或者逐漸沒落。從研究發現中可得知，傳統知識份子於科舉廢除後，雖仍有相當影響力但其發展已大不如前，尤其是中下階層的傳統知識份子而言；而取代科舉的西式新學堂，則達到疏散大量生員的功能。 該措施對現代教育的啟示，則有三點：一、需有足夠的經費；二、舊有教育制度不宜全部廢除；三、不宜忽略舊式人才。而對後續的研究建議則有。 /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was abolished and replaced by the new western school system in late Ching China (1905). Thereafter,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who passed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lost the channels to be officials. This study includes two parts. The first one is to describe the process and the reasons of abolishing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order to inqui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under the new education system. The second one is to discuss the supporting measures, including the new career of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i) to inquire how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adapt to new social circumstances. (ii) To explore the operation of the new education system. (iii) To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in modern education.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include 273 chia-chen-ko chin-shihs(甲辰科進士), 8,000 chu-jen(舉人), 35,000 kung-sheng(貢生), and 55,0000 hsiu tsai(生員).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i) The records of those who passed Cho-examination the trends of 97 chia-chen-ko chin-shihs in late Ching and 75 chia-chen-ko chin-shihs in ROC were found. (ii) The 30％ of chu-jen, kung-sheng, and hsiu tsai studied or taught in new type schools. The rest of them, 70% of the middle-low rank ones, served as congressmen, teachers of Ssu-shu, staffs of new school, officials, employees of private sectors or no records be found in the new era. (iii) Afte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being abolished,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still ha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than before but declining, especially the middle-lower rank of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iv) New schools have achieved the goal of relocating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本論文分析清代科舉考試鄉、會試官員管理規範，建構清代科舉考試法規範設立的法律意識與法規範重點。並且在參考科舉研究對於清代科舉制度法規範的沿革後，考量清代科舉法規範自順治朝以來不斷受到實務的挑戰而有所回應和調整，直至嘉慶、道光年間逐漸形成定制，因此將分析的重點放在道光29年的《欽定禮部則例》。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主要對於普遍性的舉人鄉、會試考試進行研究，而暫時不討論具特殊性質的武舉、繙譯、宗人考試。 　　本論文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敘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於文獻回顧的部分將與本論文相關的研究文獻分為、中國科舉制度通史研究概況、清代科舉制度研究概況與清代科舉相關法規範研究概況。並說明本論文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第二章分析清代科舉鄉官法規範的整體分析與彼此交互關係，說明清代科舉相關法規範的結構，並分析清代科舉的主要規範：《欽定禮部則例》、《欽定科場條例》的架構與規範內容。第三章對於清代鄉會試官員職務與選任規範進行分析，分析之內容包含：清代與鄉會試官員相關之規範、清代鄉會試官員的分類與職責，並從考官與同考官、入場官員、供事人役等不同的試務人員進行分析。第四章分析清代科舉鄉會試官員的監督與懲處機制。清代科舉鄉會試官員監督機制包含考差制度、迴避制度、磨勘制度與搜落卷制度。清代鄉會試官員的懲處機制包含《欽定吏部處分則例》卷27〈科場〉規範架構與內容，以及《大清律例》〈吏律‧職制〉「貢舉非其人」。第五章分析傳統中國科舉考試官員相關規範對現代考選制度的可能影響。

本書中，筆者以《大學》、《中庸》成為經典的歷程作為研究核心，以科舉制度作為觀照點；藉由制度變遷的視野，探討二書經典化之所以在唐代展開的原因。期盼透過一己之研究，展現「人」在歷史中的精神活動；並從另一個角度，嘗試回應此一中國經學、思想史上的重要議題。 在問題意識的引導下，本書首先比對鄭玄、朱熹之注文，彰顯二者的差異；進而追溯此詮釋轉折發生的時間點，將論述聚焦於中唐。透過筆者之研究，發覺：此時期無論思想內部或實際政教舉措上，皆逐漸突破漢代以降的天人感應觀，與固有的《五經》典範；呈現重視「人事」或「仁義」等，內外並以人為主體的思想氛圍。而當我們進一步將選官制度的變遷，納入這段思想轉折過程以觀，則可見：隋唐科舉制度的實行，對選官標準與應考資格的開放，亦同時造成「人不土著」與「士不飾行」等社會弊端。漢代察舉制度以鄉舉里選作為主要入仕管道的模式，轉換至科舉後，「鄉里」的作用與意義漸趨模糊；過去以「鄉里」為道德、政治實踐的基本空間，與對於道德的積極訴求，亦開始趨向消極，士人與地方之間密切的依存關係，也相對弱化。 思想世界裡，「天」作為最高權威的思想開始消褪，「人」的重要性遂漸彰顯；現實世界中，科舉制度的實行，縱使士人入仕的途徑更加自由、國家權力逐漸集中，卻同時導致「德—政」關係與「人—土」連結益加鬆動。內外交相影響之下，「人」於思想上不依附於「天」，在制度上自鄉里、階層的限制中游離出來；「人」的主體性與個體意識，在這個時期開始逐漸顯豁。然而，正由於「道德實踐」與「為政」接榫之鬆動，制度對於人的德行，遂轉向消極的限制，不再具有積極的作用；士人與鄉里關係的淡化，更使知識份子心中道德感與對地方責任感亦逐漸薄弱。此時，面對一個「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的現實環境，遂產生諸多士風沈淪、趨炎附勢的社會現象。 知識份子身處於歷史之中，深刻體察諸多可能造成人心陷溺的困境。部分有志之士，一方面提出改革制度之訴求，另方面則逐漸強調內省，與一己修為的重要；展開對心性之學的深入挖掘，尋找道德的超越根源與工夫次第，試圖使士人在制度結構之限制中，透過心內自省，再度豎立起價值判準，重新以心性之學作為新時代的思想中心。〈大學〉、〈中庸〉邁向經典之路，便在唐代儒者的論述中，立下了第一個里程碑。

本文主要是對明代進士的社會背景作一分析, 并且探討其對官僚體系之影響。其資料 來源以明代之進士登科錄為主, 另外以會試錄、同年序齒錄、鄉試錄為輔, 做為主要 分析的對象。方法上, 運用統治方法之次數分配及交叉分類。寫作順序如下: 第一章緒論, 說明研究此題目的意義及作者個人的企圖, 并提出研究架構及使用的研 究方法。 第二章明代之教育制度及科舉制度, 就制度面來探討明代進士之出身, 亦即其學校制 度, 然后就其如何考選人才入仕的科學制度作一描述, 希望透過此二者了解進士入宦 途前之制度背景。 第三章明代進士社會背景之分析, 本節就明代進士之產生背景做分析, 包括其家世、 文化、經濟、人口、地理等方面加以探討。 第四章明代進士與明代官僚體系, 本節就進士與官僚體系之互動關系進行探討, 說明 其特征。 第五章結論, 就本文做一番整理與評述。

本文探討《唐摭言》一書所記士人在科舉之下所呈現出來的社會風尚及文人樣貌，及追求仕途的心境，挖掘從文學作品中所投射出的心靈反應，並論及王定保寫作此書的動機及特色。 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緒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在瞭解前人對此一主題的研究成果後，訂定本文研究目的，並對論文結構，作前導式的說明。 第二章「王定保其人與《唐摭言》寫作動機」，擬對作者王定保的生平家世進行爬梳，接著再由論、贊及門目安排探討其寫作動機。 第三章「統序科第大要」，本章擬先就《唐摭言》一書所關注的主題「唐代科舉制度」做一歸納整理，並力從《唐摭言》一書前三卷集中紀錄的科舉沿革角度出發，建構作者眼中的唐代科舉制度及關注面，以區別一般從政治學或史學出發的制度研究。 第四章「由『士』到『仕』的熱切追求」，每年數以千計的舉子集中京城，奔赴場屋追求功名，王定保特地紀錄的舉子們，勢必帶出許多不為史傳所記的人事。本章及下一章擬就《唐摭言》一書探討科舉制度下所呈現的社會風氣及舉子樣貌。本章先就士人的學養階段談起，再探士人求仕的熱切樣貌，最後談及第後宴集所彰顯的榮耀。 第五章「『雲泥有別』科場心境的轉折」，此章續探由士到仕的追求過程中，士人久屈名場、龍鐘場屋「一回春至一傷心」的心路歷程。又科場上「及」與「落」的處境大不同，舉子們應對的心境又為何？是溫馴地接受，抑或是有另一番排解呢？《唐摭言》在這些問題上的著墨，想必更真實的表達了唐代士人面對科舉的心境，本章擬就此部分加以論述。 第六章「文史交融的敘事」，本章著重探討文學的表現手法，擬先釐清作者在寫作敘事上是否有傳承或突破之處。接著再針對寫作藝術較為濃厚的篇章，觀察作者的敘事特色，及作者擅長使用的筆法。最後對前人學者的評論作一探討。 第七章「結論」，綜合上述章節肯定《唐摭言》記載唐代科舉社會的種種，提供我們研究唐代科舉和士人風貌許多珍貴的史料與參考價值，並試論王定保的觀點。

清代文人紀昀被稱為「說試律者之宗」，他對試律詩的創作及研究造詣甚深。然「試律詩」向來因為「場屋文學」的性質，被排除在主流文學的論述之外。本文第一章由對「抒情傳統論述」的反省開始，引發整體的問題意識：一方面嘗試探討「試律詩」及「試律詩學」在中國詩學思想脈絡該如何被梳理的問題；另一方面則嘗試補白學界長久來對「試律詩」研究的空缺，並呈現紀昀在「試律詩學」上的貢獻。正文部分以紀昀的四本試律詩學著作：《唐人試律說》、《庚辰集》、《館課存稿》及《我法集》為研究對象，並以「紀昀的試律評點與試律詩觀」和「紀昀試律詩的創作實踐」二端，嘗試建構紀昀的「試律詩學」體系。第二章首先交代紀昀「試律詩學」的產生背景，乾隆朝科舉改革讓「試律詩」重新躍為科舉的重要考科之一，也促成了清代試律詩學的重新興起。紀昀本人從考生到考官的生命歷程，以及對試律詩教學的信念，成為他撰著「試律詩學」相關著作的重要契機。第三章探討《唐人試律說》、《庚辰集》兩部著作，歸納出紀昀評點試律詩的態度及方法，並指出其「試律詩學」的理論要點。第四章則以紀昀的《館課存稿》和《我法集》中所收錄試律詩創作為觀察對象，驗證其理論與創作實踐之間的對應關系，並據此論證紀昀的「試律詩學」是理論與創作兼跨的完整詩學體系。第五章則試圖回應研究動機中關於「抒情傳統論述」與「試律詩」之間該如何對話的問題。第六章則統整本文的研究成果以為結論。

唐承魏晉南北朝楊隋之後，門第勢力仍然巨大，然大唐立國建基，又有一番前朝沒有 的新氣象，在融合與蛻變的過程中表現得多姿多彩，以研究社會變動為樞紐，最能發 掘出這一時代政治社會的特性。以上前輩學者在這方面的貢獻以及其尚未圓滿解決的 問題，激發了進一步研究的動機。（一）、唐代的社會架構如何？有沒有變動？在這 個架構中統治階層社會成分為何？（二）、居於架構底層的人物─寒素是否宥機會進 入統治階層？其機會有多少？各階級身分變動的情況如何？（三）、士族小姓在唐代 政治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族姓的興衰為何？（四）、各類人物透過那些途徑進 入統治階層？科舉、用蔭、薦辟等方式對變動有多少程度助力？（五）、影響統治階 層社會變動的因素為何？其影響的程度為何？現存的第一手資料如墓誌搨本、新舊唐 書等皆偏於政治社會的上層人物的記載，故以統治階層為研究的範圍。本文各章節希 望能力系統地解答有關唐代統治階層社會變動的問題。 為研究動態變化的軌跡，以及社會變動的趨向，必須將整個唐代分為若天段落，以便 利於比較研究。本文分期以「代」(Generation)為單位，每代通常是以二十五年至三 十年計，但研究中國歷史的問題，需配合皇帝的更替與政局的變化，因為每個皇帝的 繼位與政局的變動，常常引起內外大臣的更易，而影響統治階層的升降，故略微依據 朝代中皇位的轉移點及政局的變化點，要比硬性規定以一定的年限斷代(Generation) 較合於實際。從比較觀察的立場而言，本文又希望分期後的每期都大致能自成單元， 或在某事件上有若干特色。本文依這些原則將二百八十九年的唐廟（公元618-906A .D) 劃分為十一期。即： 第一期。公元618-649 A.D.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共三十二年。 第二期。公元650-683 A.D.高宗永徽六年、顯慶五年、龍朔三年、麟德二年、乾封 二年，總章二年、咸享四年，上元二年、儀鳳三年、調露一年、永隆一年、開輝一年 、永淐一年、弘道一年。共三十四年。 第三期。西元684-709 A.D.唐中宗嗣聖、睿宗文明、武太后光宅共一年。垂拱四年 ，永昌一年。武周天授二年，如意一年，長壽一年，延載一年，天冊萬歲、萬歲登封 共一年，萬歲通天一年，神功一年、聖曆二年、久視一年，大足半年、長安四年。唐 中宗神龍二年，景龍三年。共二十六年。 第四期。公元710-732 A.D.睿宗景雲二年，太極一年。玄宗開元一至二十年。共二 十三年。 第五期。公元734-755 A.D.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天寶十四載。共二十二 年。 第六期。公元756-779 A.D.肅宗至德二年，乾元二年，上元二年，寶應一年。代宗 廣德二年，永泰一年，大曆十四年。共二十四。 第七期。公元780-805 A.D.德宗建中四年，興元一年，貞元二十一年。共二十六年 。 第八期。公元806-820 A.D.順宗永貞半年。憲宗永和十五年。穆宗長慶四年。敬宗 寶曆二年。共二十一年。 第九期。公元827-846 A.D.文宗太和九年，開成五年。武宗會昌六年。共二十年。 第十期。公元847-873 A.D.宣宗大中十三年。 懿宗咸通十四年。共二十七年。 第十一期。公元874-906 A.D.僖宗乾符六年，廣明一年，中和四四年，光啟三年， 文德一年。昭宗龍紀一年，大順二年，景福二年，乾寧四年，光化三年，天復三年， 天祐二年。共三十二年。 /

自陳寅恪於40年代提出牛李黨爭的分野說法後，圍繞著陳寅恪觀點引發的種種議論，推動了「牛李黨爭」成為唐史研究中最廣泛、也最熱門的研究課題。然而歷經半個世紀以來文史領域研究者對此課題的熱烈討論，中間更伴隨著新資料的出土與運用，新論點的引入與闡發；雖然豐富了研究視野，也衍生出許多新的方向，但不解的是，隨著研究成果的累積，卻沒有對「牛李黨爭分野」這個課題建立起某種共識或定論。研究的增多，反使得牛李黨爭的分野觀點，呈現一種全由研究者說了算的情況；牛李黨爭不是來自於牛李黨人間的對立，反而是來自於研究者間的論爭。 造成這種情況的主因，是因為這些研究多是以陳寅恪觀點而展開，以他的觀點作為研究的基礎，故難以跳脫出陳寅恪的範圍去開發新的論點，但又對陳寅恪觀點繼承不完全，再加上研究者個人主觀意識的不同、史料閱讀的深淺有別、觀感不一，以致形成眾說紛紜的狀況，最後陷入牛李黨爭的死胡同。也就是說，「牛李黨爭」之所以成為「難解之結」，問題並不完全是在事件的本質上，而是因為後人的解讀不同所造成。同樣是解讀牛李黨爭，因著研究者的不同思想、不同身世背景、在不同的情境下演出，便傳遞著不同的文化意涵。 因此要釐清這樣一個混雜情況，整理歷來牛李黨爭分野的各個觀點，作實證的分析是有相當的必要。本文歸納出黨爭中最主要的幾個分野焦點：科舉、門第、仕途、藩鎮，並就這四個部分對牛李黨人做實證考察，以檢驗歷來黨爭的分野觀點對牛李兩黨的劃分有何不足之處。 在這樣一個對牛李黨爭分野假設的實證過程中，必須不斷的與前輩學者的論點對話。因為過去的研究多糾結在要對黨爭尋求出「分野」的限制中，所以本文最後將試著用宏觀的角度，從歷史演變的軌跡、政治結構的變化、行政體系的運作，重新檢視牛李黨爭這個政治事件發生的源頭與脈絡，希望能跳脫出過去研究的糾葛，對黨爭研究提出較具包容性的解釋，以期解開牛李黨爭這個難解之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