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是迷人的空間狂想史，承載了一個時代有關的世界、科學、哲學、文學等綜合價值。不過，這當中卻有看似最基礎卻最不好解決的問題：到底晚清人如何看待「烏托邦」呢？作者群又如何挪用此一詞彙與概念呢？過去一般研究者都是從「我們」的「烏托邦」概念切入，可是本文卻透過大量資料的發掘與蒐集，呈現晚清語境的「烏托邦」。為充分重審與探討此批小說材料與書寫現象，本文建構出「編譯／變異」系統，涵蓋詞彙考證、概念誤讀、材料蒐集、敘事探討等，以思考晚清作者群如何透過中西資源的「編譯」，締造出一個改寫文學傳統的「變異」理想圖。 就「編譯」的角度而言，首先觸及「烏托邦」詞彙翻譯與文體承載的問題，因此本文先從「詞彙」的角度切入，追溯此一詞彙翻譯入晚清中國與小說文體的歷程。由於譯者的立場有別，促使「烏托邦」注入道家、佛家、儒家乃至西方的社會主義意涵。當此一詞彙與概念進入小說敘事時，更為作者群發揮想像，構築出一個有別於傳統仙鄉桃源的理想世界，以中西古今作為表述策略，如烏托邦、黃金世界、大同、極樂世界、華胥國等來自不同脈絡的詞彙與概念，相為混用，共同指涉向經由現代化脈絡營造出的完美社會國家。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是由整個文化領域建構，遍布各出版社、報章、期刊與作者群，成就了不可忽視卻一直被忽視的文學現象，因此對其重新評價更顯重要處理詞彙與文體後，本文重新評估此類小說於晚清小說史的小位置。處理「烏托邦」與晚清新小說與文學史位置的關係後，本文借鑑「誤讀」理論的鬥爭觀點，構築出「編譯系統」——新編、譯編與轉編，聚焦於中國傳統的「桃源」、西方烏托邦的「未來」、思想界的「大同」，分析晚清作者群對於中西資源的創造性地接受。在新編／譯編／轉編的過程中，涉及真理、價值、思考的爭鬥，進而形塑出屬於晚清脈絡的「烏托邦」視野。 本文接著為此「編譯」而產生「變異」的文學圖景本建構出敘事框架：「無地、異地、遍地」。就「無地」而言，作者先是塑造出「無地可靠」的敘事，反映晚清現實層面的窘境與危機。就在千鈞一髮之際，作者讓人物躍入理論層次的「無地」，進入一虛構的完美「非在」的「沒有場所」；就「異域」而言，作者群大量塑造出人物飄揚過海，遠離中國，於他方興邦建國的敘事，完成屬於晚清語境的「路漫漫路其修遠兮」；就「遍地」而言，由於科技的介入，使得遍地都可為烏托邦的可能，人物透過各種先進的交通進出世界，並且以超越的能力實踐「世界外之世界」的想像，甚至移民至星球與海洋，重新詮釋文藝界的「他境界」理論。此一「無地、異域、遍界」顯示的美好空間卻是暗潮洶湧，潛伏著異質的雜音，本文一一探討。不同於桃源仙鄉等傳統的理想視域經常淡化人為的力量，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強調人為色彩，於是，邦內臣民的塑造是重要焦點。本文探討新小說如何捲入參與晚清文化界的主體改造，進而探討新小說的烏托邦臣民的典範轉換、身體／國體的拯救、文明三利器（報章、演說、學校）的介入等。 從以上詞彙、概念、敘事到人物的討論，都可見到新的價值傾向，產生變異的理想境地。本文為此「變異」的圖像提出一評估：「（烏托邦）三千年未有變局」。在此一新舊理想境地的變異中，各種關於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科學、文學的知識思潮嵌入小說敘事，本文分析新知識結構介入新小說與支撐起烏托邦的方式。

晚清時代，隨著商業的發展，妓業非常的繁盛，妓院除了性交易以外，還結合了煙館與賭館的功能，而成為有錢人的最佳去處。然因北京禁妓法令森嚴，於是乃轉而風行男妓，這些男妓雖然也是屬於男性的優伶，但與娼妓一樣，也提供性服務，只是地位稍低於娼妓。此時妓院的主力消費群，已從官家士人慢慢轉變為以商賈為主了；而為了適應商賈的需求，妓女們所提供的服務也從表演歌舞技藝為主，轉變為以賣淫為主；從才子佳人的浪漫情調，蛻變為赤裸的肉帛交易活動。因此晚清的妓院便呈現出既香艷又污雜的風情，而成為小說作者創作的好材料。於是，晚清時代也漸漸出現了一批狹邪小說，它們以此類充斥煙、賭、情色的妓院作為最主要的敘事空間，並以此敘事空間中妓女與嫖客的愛情或肉帛交易等種種關係的發展構成小說情節。而這一類小說，即本研究的主要對象。 晚清狹邪小說在興起之初，一方面承繼了名士與名妓的佳話傳統，同時也襲用了才子佳人小說的敘事模式，形成一批「溢美期」的狹邪小說，包括有《品花寶鑑》、《花月痕》、《青樓夢》、《繪芳錄》以及《海上塵天影》。大致說來，它們都擁有大同小異的公式化情節，同時，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與故事情節的安排上，也都呈顯出理想化的傾向。這些共同點即形成了此期狹邪小說的「溢美」特色。而若更深一層來探究，這些小說作者的創作意識，其實是基於自傷懷抱、不平則鳴的牢騷心理，故而其作品中才會充滿懷才不遇的感喟。這些作者的強烈色彩，幸好在他們手中的彩筆包裝下，很技巧地建構出一個充滿理想色彩的小說世界。具體而言，為了求得心靈上的慰藉，作品中常會出現才子知己的名妓、功名富貴，甚至飛天成仙的人生夢想，因此《品花寶鑑》、《青樓夢》、《繪芳錄》等三本小說的虛構性質便極為濃厚。至於《花月痕》、《海上塵天影》這兩本小說，作者則把自身的遭際糅進虛構的世界中，其題材也是以作者真實故事作為根基，只是因為作品中會有頗濃厚的想像成分，或明顯地套用了謫仙與色空模式，作者為自身的生命創作出理想且美好的延續的企圖便昭然若揭了，因此虛構的程度也頗高。總之，研究此期的狹邪小說，若由能此角度去了解作者乃是為補自身的缺憾而虛構出來的，那麼對於小說中主要人物與大量情節被高度溢美的原因，一定能夠有更為深刻的了解。 在「溢美期」狹邪小說產生的同時，其實也曾出現一部頗具寫實性的狹邪小說《風月夢》。但更重要的是，在「溢美期」之後，所陸續出現的《海上花列傳》與《海天鴻雪記》等「近真期」狹邪小說。此期狹邪小說的作者，基本上是以過來人的立場現身說法，把自己曾見識過的花叢景象盡可能合情合理地敘說出來，因此寫實度很強。同時，在小說的敘事空間、情節結構、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已不再明顯地模仿《紅樓夢》、不再承襲才子佳人小說的情節模式了，而是以現實中所可能出現的許多嫖客與妓女的交際故事做為材料，互為穿插或綴連起來交替敘述。這個情形，不僅顯示了近代小說結構模式的轉變，同時也是狹邪小說由「溢美期」演變到「近真期」之時在敘事結構方面的最大差異。另外，在對話語言的使用上，《海上花列傳》與《海天鴻雪記》的採用吳語，雖然可能使它們因而無法擁有廣大的讀者群，但卻使得這兩部以上海妓院為主要敘事空間的小說更具有地域性的特色，並且能襯托出符合妓院風情的語境、以及幫助了小說中人物個性的發揮。 在「近真期」之後，狹邪小說進入了「溢惡期」；包括有《海上繁華夢》、《九尾龜》、《九尾狐》等作品。此期狹邪小說作者，與「近真期」小說作者一樣都是以警醒世人勿入煙花為主要的創作目的；然而，此期作者可能在接受了「現形記」類作品風潮的影響之時，也考慮到小說商品化後，須在內容上迎合讀者的好奇窺秘的口味，所以乃選擇了妓家最黑暗、最醜惡的一面加以暴露、渲染，而形成「溢惡」的總傾向。在此時期中，較早的《海上繁華夢》除了極力暴露妓家的醜惡面以外，還加上翻戲、拆梢、小白臉等騙子的惡行，而人物上的類型化的傾向，更使繁華的上海在小說裡變成一個既污濁又極危險的地方，因此明顯地表現出狹邪小說由「近真期」轉變為「溢惡期」的傾向。此外，《海上繁華夢》也頗重視敘事，所以其情節曲折生動，而把妓女坑騙嫖客的手段表露無遺。只不過小說在最後特別設計出替天行道、浪子回頭，以及妓女下場淒慘的結局，可能是希望強調出酒色的誤人與因果報應，以期能警醒沉迷嫖界的世人。相較之下，《海上繁華夢》的溢惡情形較為輕微。但時代較晚的《九尾龜》與《九尾狐》卻將此期狹邪小說的溢惡傾向推展到極致。雖然它們披露出現實的醜惡面，但在有關小說人物的塑造上卻與「溢美期」狹邪小說的人物一樣，有流於公式化與概念化的缺點。此外，筆者必須強調的是，《九尾龜》與《九尾狐》中，吳語的使用在文化層面上深具象徵含意，因為此象徵性已為吳語文學的研究拓寬到文化的層面上了。另外，《九尾龜》與《九尾狐》中強烈的譴責性與諷剌性，更可以在其對官場政治的抨擊與譏諷中看出來。

本文探討中國晚清時期(1840-1911)，富強、洋人與貨幣制度三者的關係。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的失利，為清朝開啟了一個新的局面。中國再也無法閉關自守，必須面對國際社會的競爭。太平軍的興起，在洋人幫助清朝平定太平軍的過程中，清廷見識到西方優越的軍事武器。中國至此進入了學習西方，追求國家富強之中。 富強可以切割成富與強兩部分，國強與國富。國強為國防軍事的強大，國富則是國家內部資金充沛，可作為追求國家的後盾。因此一國的金融制度扮演重要的角色，有效率的金融體系可以為國家汲取所需要的資金。貨幣制度是健全的金融體系重要的一環。在晚清追求富強的同時，支撐國家市場交易的貨幣制度，卻是混亂不堪，這是一個矛盾的現象。 本文發現晚清無視貨幣制度的重要性，這有其歷史因素。清朝在繼承歷朝的典章制度後，並無學習到貨幣制度對國家經濟的重要。在地域上，中國不同於西方國家有許多國力、國土相當的國家，彼此因為軍事國防的需要，必須在金融制度上進行改革，使得經濟發展可以高於其他國家，藉此吸引到最多且最廉價的資金。中國傳統上沒有這樣的競爭，因此在清朝進入現代國家之林後，在國勢上就不免左支右絀了。 此外，晚清幣制改革推動，並非來自中國內部而是外部的力量。相較於晚清政府消極的作為，洋人積極要求晚清改革幣制。晚清幣制因為洋人的要求，貨幣改革終於在清末民初成為重要的議題。

本論文對於鄒弢和他的著作《海上塵天影》進行探究，試圖釐清《海上塵天影》內容複雜紛亂的原因。依序探討外部環境的演變、鄒弢的生平、著作以及與他關係密切的早期《申報》文人圈、《海上塵天影》的創作動機與書寫筆法、與《紅樓夢》之間的互文關係以及小說中的西學知識和國家遊歷。 《海上塵天影》是一本鄒弢把他和青樓女子蘇韻蘭之間情事記載下來的小說，在書寫的手法上，他不將此書當成是個人的自傳，而是將它變成一部真假皆有的稗官史，作為自身情感寄託和理想投射的一方天地。深受中國儒家思想、文人文化濡染的鄒弢，在面臨晚清極遽變化的時代，原本的社會價值體系逐漸崩壞，在如此情況下，基值其上於文人價值體系也漸漸消失，自身的價值感和認同感日益減少，失落與徬徨成為他的心情寫照，因而藉由緬懷過去得到聊慰。所以《海上塵天影》就成為置放夢想的地方，在自己塑造的上海秦淮河畔「綺香園」之中，重新上演才子佳人的夢幻戲碼，使得《海上塵天影》帶著鄒弢濃厚的懷舊情感。 「懷舊」是《海上塵天影》的一書的基調，在此之中又兼含了一些內容，導致主線變得模糊，產生「書寫失焦」的現象，其中又以西學知識和國家介紹的遊歷影響最大。鄒弢之所以會在小說中寫入西學，但又無法將其與融入小說之中，造成斷裂的原因，在於階段過渡轉換之間的接受與侷限有關，而這反應出上海第一、二代洋場報人在適應時代變動、上海報業和西人文人之時，已經做出莫大的貢獻，他們奠定了中國報業的基礎，也讓報人文化日益成熟，而這一段過程是需要長時間的努力，每個階段仍會有不足之處。《海上塵天影》「失焦書寫」背後所呈現出的就是鄒弢這位第二代洋場報人在轉變過渡中的面貌與思維。 因而藉由鄒弢和《海上塵天影》見到了與他一樣是為晚清洋場報人於歷史夾縫中失落與緬懷的情感，也見到了他們於新舊交接之際的努力與侷限。

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前，昔日清廷視為「天朝棄民」的海外華人，因英國建立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而成為英國直接統治下的「英國臣民」(British Subjects)。1843年，當廈門開放為條約口岸，大部分原鄉為閩南的英籍華民(Anglo-Chinese)，遂選擇以新身分脫離清廷管轄，合法返回廈門。然而由於這些華民語言、服飾和生活習慣與內地民人無異，便造成中英地方官管理上的問題，衍生一連串之外交交涉。本文即以英籍華民管轄權交涉為主軸，分別觀察其在晚清外交與僑務政策轉變、英國英籍華民管理制度調整，以及中英「管轄權」、「國籍」概念折衝與磨合三條歷史發展脈絡中之影響。藉此填補晚清外交、僑務、法律和國籍問題之不足。

晚清女詞人呂碧城﹙1883-1943﹚是晚清民初一位特殊且才氣橫溢的女詞人，她曾興辦女學，編輯報刊，推展護生工作，並以自身之能力遊歷歐美，將所見異地風光一併入詞。在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發展下，堅持舊文學創作，以舊文體書寫各式創新的詞作題材，為清代女詞人發展劃下一燦爛尾聲。本論文除緒論及結論外，正文共計五章，大致以下列五方面做為闡述核心。 　　其一，透過呂碧城身分與流動的空間觀看其一生，從她參與報刊、興辦女學以及加入社團來看近代女性如何進入公共空間，以及概述其生平交遊。 　　其次，從呂碧城的詞作特色部分進行探究，探析一個走在時代尖端的新女性，如何使用舊文體表現其個人情懷、旅居異鄉的情感與鄉愁，以及如何調動大自然的空間與中國神話典故顯現婦女跨越邊界的進程，中年後皈依佛法，又是如何運用舊文體進行戒殺護生的創作。 　　其三，專論其為數眾多的海外新詞，探討其如何書寫歐美風光及所見所感，以及於詞作中抒發之故國情懷、所寄寓之情感，並藉由夢境書寫這一類題材探論呂碧城內心世界。 　　其四，綜論呂碧城在藝術技巧及風格創新上之突破，論述其如何將詞之視野擴大，將女性詞由閨閣中走出，甚至走出中國，替女性詞開拓一嶄新詞境。 　　再者，綜合對呂碧城題材及創作技法的歸納，運用接受美學理論，由文化背景、生命經歷的同情共感下，論述呂碧城對李商隱詩的接受，以及在詞作內容及藝術技巧上對李商隱詩的繼承。 　　最後，本論文研究目的為對呂碧城之詞作進行整體研究，冀能重新發掘呂碧城於近代詞史上之意義與價值。

晚清於西元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並欲以西式新學堂代替科舉以育才選才，而數量龐大的傳統知識份子，以致失去其原本入仕的管道。本文先概述晚清廢科舉的來龍去脈，以理解科舉被停廢的緣由；而後再進一步討論當時政府對廢科舉所採取的配套措施，藉此探討新教育制度的實施情況，士子是否能與其順利銜接，以及未來的工作與出路，以了解入仕或往其他領域發展之士人佔所有科舉出身者的比率。簡言之，本文研究目的有三：一、探討科舉廢除後，傳統士人在社會變遷下的適應情形；二、探討代替科舉而起的新教育制度運作情形；三、探討科舉制度變遷的意義與對現代教育的啟示。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甲辰科進士273人、舉人8,000人、貢生35,000以及生員55,0000人。研究發現，甲辰科進士於朝考除授後，仍有97位的晚清經歷可考，進入民國後則有75位；而中下層傳統知識份子中，有約三成進入新式學堂中，其餘七成可能任議員、塾師、學堂職員、入仕、任職於民間機構，或者逐漸沒落。從研究發現中可得知，傳統知識份子於科舉廢除後，雖仍有相當影響力但其發展已大不如前，尤其是中下階層的傳統知識份子而言；而取代科舉的西式新學堂，則達到疏散大量生員的功能。 該措施對現代教育的啟示，則有三點：一、需有足夠的經費；二、舊有教育制度不宜全部廢除；三、不宜忽略舊式人才。而對後續的研究建議則有。 /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was abolished and replaced by the new western school system in late Ching China (1905). Thereafter,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who passed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lost the channels to be officials. This study includes two parts. The first one is to describe the process and the reasons of abolishing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order to inqui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under the new education system. The second one is to discuss the supporting measures, including the new career of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i) to inquire how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adapt to new social circumstances. (ii) To explore the operation of the new education system. (iii) To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in modern education.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include 273 chia-chen-ko chin-shihs(甲辰科進士), 8,000 chu-jen(舉人), 35,000 kung-sheng(貢生), and 55,0000 hsiu tsai(生員).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i) The records of those who passed Cho-examination the trends of 97 chia-chen-ko chin-shihs in late Ching and 75 chia-chen-ko chin-shihs in ROC were found. (ii) The 30％ of chu-jen, kung-sheng, and hsiu tsai studied or taught in new type schools. The rest of them, 70% of the middle-low rank ones, served as congressmen, teachers of Ssu-shu, staffs of new school, officials, employees of private sectors or no records be found in the new era. (iii) Afte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being abolished,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still ha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than before but declining, especially the middle-lower rank of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iv) New schools have achieved the goal of relocating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清末四大詞人之一況周頤，畢生致力於詞學，其所著的《蕙風詞話》名極一時，彊村先生推為絕作。然而在況氏六十八年的生命旅程中，有五十多年是用於填詞上，晚年才轉而埋首撰寫《蕙風詞話》，其詞論所以見解通達，匠心獨運，根本在於他是位填詞老手，因此除了知名的詞話外，更應投入研究其生平歷史與詞作的藝術及成就。本論文即以其生平和所有詞作為探討主題，以《第一生修梅花館詞》的九個集子，加上存於自定稿《蕙風詞》中的民國十一年後的近作十三首為研究範圍，求作一個全面性的析論。本論文之研究主要採三個步驟進行，首先是「外緣探討」，於第二章就況周頤所處的時代，包括政治局勢、學術風尚和有清一代詞學流變概況的掌握。其次是「內緣研究」，首先為了知人論世，對生卒年的考述、生平大要、性行學養、交游及著作幾方面先做一番介紹，而為第三章。其次，於第四章研究周頤詞作，分從思想內容的六大類﹙傷春戀情、悼亡、友情酬唱、感逝傷離、愛國憂時、遺老之作﹚及反映的心理意識作一番分析評論。再者，於第五章扼要剖述《蕙風詞話》中關於詞的藝術技巧理論，借而分析其詞作的創作技巧，並映證是否與其理論一致。於第六章分從溫婉、沉鬱、妍麗三方面，探討其詞作多重的風格面貌。最後結論則就上述的藝術成就，以及歷來詞人的評價，對後代詞學的影響，為況周頤做一綜合性的評價，給予應有的詞學地位。

晚清沈家本奉旨修訂新刑法，繼受近代西方法制起，開啟中國法律的新頁，打破了傳統中國法的框架。從沈氏修法到民國大理院休院這段期間，則是我國繼受外國法關鍵的轉折時期，許多新舊思想在此時激盪摩合，融合成適合當時中國需求的新想法。 過去《大清律例》受傳統「夫為妻綱」的精神影響，本夫在法律上的地位明顯地優於妻或妾，猶如妻妾的「尊長」一般。傳統中國法制在「守貞」一事，給予本夫法律上優越的地位，繼受之後，新刑法卻嘗試建立起平等的關係，「守貞」這件事成為觀察繼受前後，夫妻雙方刑法上地位演變的一個切入點。 本文選擇由此切入，以「殺死姦夫」條的出現與消失，到繼受前後如何審判「姦情命案」的改變為主題，觀察夫妻在法律上地位的變化。透過對立法史料與裁判史料的分析，嘗試重建晚清民初時期，傳統中國法制與近代西方法制存在的衝突，以及立法者與司法者如何融合新舊法，開創我國法制新局面的歷史。

本論文主要從晚清最高決策層，晚清中央政府之一部：總理衙門，以及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而與中央政府較為密切的李鴻章(1823-1901)等三方面視角，探討1882-1895年間新式「中國海關(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在中國周邊三個區域的發展。本論文認為新式「中國海關」在東北邊屬國朝鮮與西南邊廣西省、雲南省、西藏的發展，體現1882-1895年間晚清中央政府處理一系列周邊的屬國、邊境的危機的成功面向。此外，本論文也認為新式「中國海關」在南邊廣東省緊鄰英屬香港、葡萄牙管理的澳門之區發展的意義，除前人指出新式「中國海關」制度比粵海常關優越、有效而增加關稅收入之外 ，更重要的是它顯示1882-1895年間晚清中央政府成功跨出收編地方財政的第一步：明確粵海常關稅與釐金稅的實際徵收數額。簡言之，1882-1895年間的晚清中央政府，無論是在對內關係的政治、財政，或者是在對外關係的外交、國防等四個層面上，並非一般認知的衰落、無力。本論文表明，不僅清朝深曉利用新式「中國海關」以維護、爭取自身權益，而且外籍總稅務司與稅務司，也多以謀求中外雙方互惠互利為出發點，履行個人職務。